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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初叶，是淸朝的嘉庆后期和道光前期，中国内部吏治民生，相当腐败，贫困，但表面还是维持太平，粉太饰平。在这时候，能知道本的弱点，主张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于锢蔽已久的环境中淸新敏锐，众醉独醒的人才，是有两个，一个是湖南邵阳的魏源，一个是浙江仁和的龚自珍——定。龚自珍，字璱人，定乃是晩年的别号。他夙系世家子弟。外祖父是著名的学人段玉裁，父亲曾任海上兵备道。家学渊源，十七八岁时就词赋惊人，自成进士以后，笃修不息，出入于九经、七纬、诸子、百家之间，学问更淹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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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日久，官风尽堕，加以西风开始东渐，强敌扣关窥伺，已露端倪，上下内外，都濒临了非变不可的关头。就在这紧要的时期，林文忠与陶文毅（澍）起而倡导经世之学，他们摆脱了考据训诂之学的藩篱，而归心于国计民生问题的硏讨，对当时祸国殃民而为贪汚渊薮的漕、河、盐等要政力求改革，以期上裕国计下恤民生。在他们二人之下，则有陈銮、俞德渊、王凤生、李彦章、黄冕等的一批能员干吏为之奉行，又有包世臣、魏源、龚自珍、姚莹等绩学之士为之筹策，使当时江苏的行政，无论在漕务上、盐务上、水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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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潜恰似卧龙豪，万苦浔阳松竹高。莫谓诗人眞平淡，二分梁父一分骚。』（见定盫文集）上面这首七绝古诗，是出自淸代中叶一位名儒龚自珍的手笔，他为先贤陶公渊明有所感而专咏的。自公逝世后，一直下来，历代学者，为公著作评论的人，眞是多得不可胜数！但皆囿于成见，无一敢越窠臼，大都尊称公为：「酒中高旷。」「伟大诗人。」「超逸隐者。」等等美名的恭维，已成史家定论。惟有龚子独具只眼，虽隔世久远，能识破公的「嗜酒。」「吟诗。」「遯世。」诸行为，这全归于时代的罪恶，迫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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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发扬之学者尙有常州宋翔凤。宋翔凤字于庭，生于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年），卒于咸丰八年（一八六零年）。他亦是庄存与的外孙，从述祖受业，于是通庄氏之学。他认为论语之微言与春秋相通，可由此进一步而推求孔子之「太平之道，素王之业」之全义。述祖对刘逢禄与宋翔凤很重视，甚至认为「逢禄可师，宋甥可友」。他们对晚淸公羊学之硏究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龚自珍之经世思想，可说是源自刘、宋二人。三、龚自珍及他的经世论龚自珍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或作盒），浙江仁和人，生于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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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然不同。他们比较打破过去「专攻章句」的小技，而能科学的、条理的，处理诂经之学。其后不久，常州的宋翔凤、仁和的龚自珍等，大张其说。龚自珍虽然是浙江人（字易简1792—1841A.D.），名重一时，但他的学风，则属常州一系的繁衍而来。龚自珍著作等身，其学问出入于九经、七纬、诸子百家，自成一家，其文则能独造深峻。在「常州学派」的主将之中，武进丁履恒（1770—1832A.D.）是有淸博学的大著作家。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嘉庆拔贡，官不过七品的山东、肥城知县。但他治学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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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介，这样转辗传布，夹纒错误之处，又岂能尽免？只须有几点相通，我们也便满足了。官书中文昌宫不与西亚合，而民间的文昌帝君则与西亚完全相符，我们若谈文昌帝君，不采官书之戴匡六星的文昌宫，而采取民间的水蛇座。是认为民间文化眞确可信，有时远胜官方文化的。顶奇怪的民间崇文昌竟称之为「张星」，龚自珍集中「祀典杂议」言民间谓文昌帝君即张星。他反对谨求之经传，天官书文昌六星，非张星，张星道：「谨求之经传，天官书文昌六星，非张星，张星非文昌六星。张星为二十八宿之，不当有特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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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天者存」四字。楹联则有诸城刘文淸公题：「启匣尙存归国诏，解弢时拂射潮弓。」又有孙文淸公题联：「衣锦还鄕，保民于安乐；上疏归国，启百世蒸尝。」又裔孙嘉定、伯瑜、中丞、宝琛题联云：「功在民生，惜传闻异辞，信史尙难曲笔；德垂奕禩，怅播迁中叶；支流莫溯渊源。」龚自珍恋色遭暗算袭定字自珍，杭州人。其父丽正，为嘉庆进士；母段恭人为名学人段玉裁之女。自珍出身于文学名门，若论才学，可谓百家六艺，诗文诸史，无一不通。说文且为其外祖段玉裁所亲授。但诗文虽高，何奈不善书法，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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