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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耳朵里轻轻地说一句话，再由第二个人转到第三个人的耳朵里，一直传到最后一个人为止。结果这个人听到的话和第一个人所说的话，完全不同了。这也就是如同新闻和历史事实的以讹传讹一样的。以此为例，所以我觉得历史的记载，常常可以使人怀疑的。（二）陶渊明的名号不说别的，像陶渊明这样一个大诗家和隐君子的名号，历史同古书所载，就不一致。梁昭明太子萧统做的「陶渊明传」说「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晋书说：「陶潜字元亮。」沈约宋书说：「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李延寿南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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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前在本刋复刋第十二卷第四期（六十七年十月一日出版）登载之「再论陶渊明原籍」一文，近于淸同治年间出版之「瑞州府志」[1]又查出㈠所有前文所引之文艺作品，尤其诗篇，大部均见该志。而最为重要之一点，厥惟㈡该志中所载关于陶公墓址之所在。据称：「晋陶渊明墓在义钧鄕（属宜丰县）之七里山，有秀溪（陶氏宗祠所在）八景，罗伯奎有诗。」[2]又㈢该志载有南宋宜丰名儒阮荐[3]所撰「新昌靖节祠堂记」全文，其内容为论及渊明原籍最详尽且明确与毫无可疑之资料，殊为寳贵。特照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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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主姓氏之发祥地，或为该姓中最出名先祖之「封地」，并不指传主具体之籍贯、故里或者故乡。因此，根据史传所标传主之出身地名认定该地是其故里，往往容易形成错案。事实上，历来研究陶渊明者，根据沈约所载认定陶渊明故里就在柴桑的说法，已经众说纷纭。这样的理解，势必造成三种错失：1、掩盖了东晋时期的历史真相认定陶侃为「柴桑人」者，所依主要是《晋书·陶侃传》载「吴平，（陶侃）徙家庐江之浔阳」。[2]其所论把「庐江之浔阳」衍生成了「浔阳之柴桑」，完全属于张冠李戴，搞乱了东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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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士一个个的阿谀变了节。光武中兴力矫前弊，用人唯德以励节操。但汉末桓灵各帝昏庸致启大乱，魏武曹公（曹有大功于民于汉，详见拙作剧国槪论八九页）为适应当时环境需要，而倡用人唯才，流毒所及，乃启晋之篡魏司马骨肉相残乱成一片，陶渊明就在这个干戈不息军阀专横的大洪流中诞生。陶公事蹟，拙作「贤人与罪人」七五页以「高风亮节骨气棱霜影响士林的陶渊明」为题述评，内分一、世代高官家贫如洗。二、傲骨嶙峋不愿折腰。三、不仕异朝终身隐退。四、高风亮节士林典范等四个项目来讨论，将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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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一对后世影响，所以我崇拜文天祥和陶渊明不完全是鄕贤关系，而是一个给汉人建立了庄严和神圣，光大了儒家思想的精神和道统；一个给士林建立了典范，为人性尊严树立了标杆，如果正史上的人物为野史人物取代，何以使人心服？如何见贤思齐？如果孔孟是成仁取义的思想家，文公就是成仁取义的实行家，他所受的苦难，他所付的代价，他的殉道精神儒家其他的人谁能比？过去异族统治忌讳誓死反对异族的人出头，而今情形不同，为了宏扬正史使眞正伟大人物出头，文公在孔庙的地位应仅次于曾子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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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时代的学术思想所称之为学术思想，是人类精神创造的结晶，具有历史性的，非可骤至。其次，学术思想，与当代的政治，是有最密切的关系。因此，吾人欲知渊明时代的学术思想为何？首先对晋代的政治背景，必须认淸，然后始能了解其时思想界变态之所由来。我国的学术思想，源头久远。到了春秋、战国之际，才勃然兴盛。因那时，封建制度破坏，平民皆有受高深教育的机会。在这种言论、思想自由的气氛中，百家竞秀，诸子争鸣，所以对学术前途，大放异彩。当时学说派别林立，其中最关重要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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