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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魯濰縣陳簠齋先生，爲有淸一代金石藏鑑名家。稀世之珍一代重器毛公鼎，當時出土卽歸其珍藏，首考釋銘文，椎榻銘文，世始知有稀世重器毛公鼎也。余曾於民國六十二年爲文記之，原文在「書目季刋」七卷三期發表。茲重爲補益，謹就正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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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碑林，名震中外，可以说是我国金石学的一座寳库，历代名家翰墨，尽萃于此。地址在文庙西边府学巷内。系隋唐国子监旧址，大门横额大书碑林二字。碑林创于宋朝，初称碑洞，最先仅集唐开城石经和颜直卿石碑等。到元朝逐加增修扩建，逮清代络续将圣敎序及淳化阁帖移入，内容更加充实，共计有石碑一千余方。民国二十六年间，重行加以整建，并增辟专室多处，如于右老收藏石碑专室，（多为小型石刻）。至此整个碑林计分七室六廊，游览参观，井然有序，考全部碑石中，以开成石径、孝径台和大秦景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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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无异议。迨先叔回京，即乘间请章先生挥毫，先生和先叔有师生之谊，先叔常去请益，时先生尚住沪上，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发生，方移住苏州，此一篆额，即现在嵌在千唐志斋入口上方的横额。来台后，偶问起先叔在洛阳磺局时事，先叔顺便将千唐志斋筹建经过一一示知，后面伯英先生和吴佩孚的一段掌故，也是同时提到，但时间相隔太久，且手边资料缺乏，仅凭记忆加以绎述，难免有舛误之处，很希望先进、高明有所匡正，以免史实失真。[2]吴佩孚驻洛阳时，伯英先生先遭封翁子温清和先生去世之忧，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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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治金石学艺术的学人，认为有淸一代，对于金石之学的发达，呈现蓬勃之气，名家辈出；这项金石学史上的事实，是近代史上的奇葩，有资料可供硏究的。淸代中叶，浙、皖等诸金石学派，使金石之学大盛！近人李渔叔先生治学旁及学术艺事，著有「鱼千里斋随笔」遗世，阅者认为实杂史之流；他有谈「述印」一章云：『秦汉制印，皆以金玉为之，极尽精工。然金玉之质至坚，刻镂之际，非寻常锋锷所能奏，故并世良工，但求利刄。载籍所纪，远自春秋战国，一剑之値，或累千金；靑霜紫电之奇，巨阙吴钩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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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抱著「尋根」的心情，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去年十二月間擧辦了一項「明淸時代台灣書畫展」，實對臺灣文化史上寫上新的一頁，從中可看到臺灣三百多年來傳統書畫藝術發展的全貌，更是臺灣與中原文化血緣關係上有力見證。同時從作者來看，由鄭成功、寧靖王開始的一系列歷史人物，可以看到歷史的蹤跡。其間有閩人呂世宜、陳邦選、陳寶琛、王仁堪、吳魯等作品，俱極名貴。由於此次大展，足以顯示臺灣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血緣之有深切關係。據文建會主任委員陳奇祿說，這次明淸時代臺灣書畫展提供大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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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十七、十八卷中酌录摹刻了部分带有文字的画像石，惜今本《隶续》第十三、八、十七、十八卷中的画像已付阙如。宋代金石学家对山东汉画像石的着录与考证尽管不乏灼见，但由于多据拓工的拓本而乏实地调查，其失误亦不少[2]。北宋以降，有关山东汉画像石的金石学硏究陷入沉寂，长达六个多世纪。至淸代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随着武氏祠的重见天日，山东汉画像石的着录与硏究一时蔚为壮观。许多名流宿学纷纷就山东武氏祠等画像石著书立说，举诸黄易著《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翁方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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