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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之盛莫盛于两汉,然亦由汉代而弊。西汉重今文,武帝所立五经博士全为今文家。西汉末年,由于刘歆之提倡,而古文嗣兴,如郑众、贾逵、杜林、马融、郑玄之流,皆为古文家健将。其气势竟掩盖今文。然其弊亦由是而生,缘汉承秦火之后,挟书之禁既除,于是山岩阿壁之书出焉。然多所残缺,而通经之士,自不免予以整理、校仇、训诂、考说,此所谓章句之学也。嗣后,说经者、一字之训、往往有逾数千言者,如秦延君释尙书「曰若稽古」四字,竟训说三万字之多。其繁杂槪可知矣。尤有进者,由于各家之
壹:前言汉人在训诂方面的表现,以言著作,则有:《尔雅》、《方言》、《说文》和《释名》。在注释方面,则有集大成的马融和郑玄。[1]这些著作和注释,对解经而言,都有很大的贡献。就当时实际情况说,不仅扩大了注释的范围,而且在解释上,也更能深入。这对一般读书人而言,等于掌握了一把利器,于学术上的发扬,具有正面的意义,助益匪浅。但最値得我们留意的一点,就是集注,集解的出现。所谓集注,就是集合众家的注解、说法于一书,借此可反映出各家不同的见解,然后再分别予以辨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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