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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是很多重大会议召开的地方。三楼会议厅，即「中华文化堂」，可容纳一千八百人与会。出了会堂后门，就是宴会大厅，餐厅正中的匾额上，是孙中山先生的「继往开来」四个大字；中山楼里最大的宫灯就悬挂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山楼由于其不凡的地位，成为了一百元新台币的背面图案。台湾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也是一个值得一游的地方。第七天我们驱车前往日月潭邵氏聚集区，顺着下行的山路，一条小巧但充满风情的街道就这样顺着视野铺开来。我们一行一路走，一路看，街头的呈少数民族打扮的人们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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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难写，因为观点与角度不同，新唐书和旧唐书，虽均写唐代之历史，但因立场不同，读来完全两样。至于孙中山先生，清史中把他称为四大寇之一，而现代史则敬之为 国父。共产党和国民党之历史观，当然也不同，彼此都认对方为窃国者，互指对方为匪。但，是非自有公论，人民之眼睛永是雪亮的，故我说历史难写，但电影史更不易写，可惜眼前之事，也有人不求甚解之生安白造，有人说岳枫导演之「花木兰」，有人说是李翰祥导演的。最近收到从台湾友人寄来之「壹周刊」上蓝思莲写之邵氏皇朝之七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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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谢安，奏封祝英台墓为义妇冢，并为立庙，事见宁波府志。梁祝的事迹，流传甚广，时代不一，一说是春秋时人，一说是五代梁朝时人，宁波府志上也曾提及，但一般都说是东晋时人。而所传的遗迹也非常多，其读书处，或谓曲阜孔庙，或谓在杭州，或谓在宜兴善权山的善权寺的碧藓庵。善权寺前有小山为祝陵，时有大蝶双飞不散，相传是人精魂。所以到现在，江南人呼黄色蝴蝶为梁山伯，黑色蝴蝶为祝英台，这故事传说很多，香港邵氏电影公司拍的那部以凌波、乐蒂为主角的黄梅调电影片，曾轰动一时，台湾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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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二年一月，邵逸夫又一次向祖国内地捐助敎育款二亿港元。这已是他第十五次捐款了，捐款总额达到二十四亿港元被用于全国三十一个省区市的三三二所大中小学校的敎学楼、图书馆、科技馆、体育馆、礼堂、学术交流中心等建设，项目总数为三二二八个。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姜恩柱说：「国家敎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与港澳地区和海外众多爱国同胞长期以来的慷慨捐助和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邵逸夫先生正是这些有识之士的典范。」邵逸夫，一九〇七年生于上海。上世纪二〇年代初，邵氏长子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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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鄕賈耀愷先生，（筆名亦棣）致力文敎事業，頗負時譽，侍母至孝，交游亦廣，其高堂賈母許太夫人，年初仙逝，享年八十八歲，國曆三月廿三日，假臺北市殯儀館景行廳公祭，嚴前總統及謝副總統特頒「坤儀足式」「淸芬裕後」輓額，當時到有黨政首長曁文化、新聞、影劇、出版各界人士六百餘人，本同鄕會亦推由嚴必康、劉月波、杜崇法、孔長明等代表前往致祭，場面盛大，備極哀榮，玆將賈先生所撰「我的母親」一文介紹如次：崇法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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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颜而全数上解。此事虽小，足可见其不谋私利，热衷公益之心。念及民国初肇，教育荒驰，其以在都昌邵姓三大房中之崇高声望，说服各房族长，将全县邵姓共有之邵氏大祠拿出办学，除先自捐银元三百外，还数次上景德镇及下乡寻找族内窰户与大户捐银。民国十年（一九二一），都昌“邵氏私立弘毅高小学校”（一九四三年易名“都昌县私立弘毅学校”）正式开办，邵伯棠以七十五岁之高龄，亲自出任了该校首届校长。该校并非只向邵姓开门，都昌各姓优秀子弟均可入学。为保证办学质量，其越境驰书，借才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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