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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试落第，归途经过济南，曾向山东巡抚张曜提出八条条陈。第一条「创议院以通下情」，是我国近代最早提出采用西方国家议会制度的倡议之一。一八九三年出版《治平通议》，指出「欲图自强，首在变法」的主张。其中《救时要议》，全面申述了变法的纲领。该书受到社会广泛重视，湖广总督张之洞看后十分赞赏，梁启超还将它列入《西学书目表》。一八九七年，陈虬担任《经世报》主笔，积极鼓吹变法。次年在北京参加报国会，并为首提出成立保浙公会公呈，为救亡图强的事业尽了最大的努力。陈虬不仅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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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1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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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永嘉之学，其功利思想优于西方叶适先生，字正则，号水心，温州永嘉人，为永嘉学派的领袖人物，南宋淳熙五年进士，著有「学习记言」与「水心集」。陈傅良先生，字君擧，号止斋，温州瑞安人，师事永嘉学者郑伯熊与薛季寅，孝宗时，以进士为福州通判。先生的文章自成一家，每有所作，人争传诵，为南宋末叶文坛钜子，著有止斋文集。先生们之学术思想以经世功利为本，使人们有所期望。在西方的功利思想，是英国边沁才创始与领导，乃至约翰穆勒集其大成。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无论在学术思想及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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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观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为「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经济，认为「抑末厚本」并非正论，必须士农工商「四民交致其用」，「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九）。政治，主张改革弊政，收复中原。伦理，主张「祟义以养利」，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史学，主张据事直书，古为今用，认为「五经皆史」。教育，主张整顿官学，并否定科举取士制度，认为「科举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叶适注重经世致用。曾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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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诞不经之事的。卦例繁多，不胜枚举。今聊以略举数例提出讨论，希望能引起广泛的读易兴趣，以易道来淘冶纯化人格，以期达至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并以「穷理」、「研机」、「明辩」之道，去深究潜研，「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求对事理达至「预知」而「预防」的最高哲理法则。故说：「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准此，以为经世之用，不惟一己之立身行道，更可推而福国利民，匡世正俗，敦厚人心，实利赖之！敬祈读者高雅贤达有以指正是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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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仁，无以守业，利不以义，无以居功。」「五伯者借虚名以争实利者也。皇、帝、王、覇之政纲既明，邵氏乃以之与春夏秋冬，易书诗春秋，仁礼义智，士农工商、正命受命改命摄命等配合，略如下表。[1][2]他这样以皇帝王覇四者，配于化敎劝率四德，更嵌于易书诗春秋四经，而以为经世致用的四原理，再配以「天时」、「性情」、「职业」等事以成一玄秘之政治哲学。乙、退化论的政治观观物外篇云：「用无为，则皇也。用思信，则帝也。用公正，则王也。用智力，则覇也。覇以下则夷狄，夷狄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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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民国元年，黎元洪秉承袁世凯之意旨，倡为军民分治之论。一时赞成反对，莫衷一是。时云阳程德全先生，正任江苏都督，主张军民分治，原则无可置疑；而兵革初息，若干根本问题，尙待解决，各省实际情形，幷非一致，允宜预为筹备，渐次进行，未可以一槪全，以免捍格。程氏此项意见，当时舆论，颇赞其平实。本文载「民国经世文编」，民国三年由上海经世文社印行。自军民分治问题发生，各都督本爱国之热忱，就时局而立论，风驰电掣，援古证今，旬月以来，稿牍盈尺。德全对于分治非分治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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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一〇一一——一〇七七），字尧夫，河南辉县人，曾隐居苏门山百源旁，世称百源先生，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同称北宋五子，后迁居洛阳天津桥畔，前后居所皆自称「安乐窝」，屡授官不赴。卒后赠秘书省著作郎，谥号康节，著作《皇极经世》又名《皇极经世书》、《伊川击壤集》、《渔樵问对》等书。《宋史》卷四二七有传，子邵伯温，《宋史》卷四三三有传。邵雍师事李挺之，受钟明逸、穆伯长、陈图南数学、象学影响，解述闻见，录易图创观物、诗说。宋贤臣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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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淸代学术发展简介淸代学术思想之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淸代初期晚明遗老之学。王船山、黄宗羲、顾炎武、颜习斋等明朝遗老于明代新亡之际，仍常常希望可反淸复明，但当满淸政府对中国的统治渐趋稳定，复明的机会日趋渺茫之后，他们将反淸复明行动之毅力发挥于学术方面，希望将理想传授给后人。他们对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王阳明之学之末流非常不满，力倡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又提倡读书，劝人力求博学以通理，以免学问之基础不固。自四大师之后，当时学者受他们的影响，因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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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听从你的一套。眞正想以儒家思想来治国平天下，实属荒唐之极。就在这种精神危机之下，有些先觉的读书人倒能够反观自身，对世事予以检村，黄梨洲即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正是他，提出了「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打开了浙东学术的新学风。正是他，甘愿潜心史典，以清醒的目光观察环字，表彭义烈志士，以笔作匕首，刺破统治者伪善的面具。黄梨洲先生不愧为是伟大的思想家、史学家、学问家，他留下了六十余种著作，一千三百余卷，数千万字。仅一部《明儒学案》确立了他在学术史上的开创之功。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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