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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仅因外部势力的入侵,因为中国地广人众,如果政治清明、治理得法,国家富强,外患是足以抵御的。然而中国自宋代以来,就缺乏举国一致的思想和精神,每逢与外部发生冲突,即有主和主战之分,意见不一,行动分歧。「国家大患,莫患于阃外主战而政府主和。其始也各争意见,将相水火;其终也是非顚倒,功罪混淆。政令不行,赏罚不明,而国事遂不可问。[2]这就是历史上中国与外部冲突时的一般情形,甘氏所论槪括得极为准确。内政上的情况也乏善可陈,在绝大多数时候,「为国者自贤其所为,则必
(三)曹廷杰的思想變化曹廷杰的思想變化,一是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以後,對挽救中國民族危機的主要途徑有些前後不同;一是在辛亥前後對淸王朝的態度有明顯轉變,這是値得提出討論的兩個問題。關於第一個問題,在八十年代曹氏撰寫上述三書和向慶親王奕劻書呈建議時,他均曾明確提出,「圖門江口地屬要害,宜據約劃歸中國」,即認爲中國應該通過談判把「順綏芬河及海中間之嶺至圖門江口」的土地,從俄國占領下收回;同時對高麗(朝鮮)「宜加意保護」;甚至認爲「俄夷東海濱省地,布置尙未盡善...
㈢甘鹏云论「学术」最后谈谈甘鹏云的学术思想。甘氏深于「国学」,对小学经史、文字辞章都下过功夫。其论学术,首先是强调学须有用,并为有用而重视硏究时务。他曾说,「无论何种学问,总期归本于有用,不能致用非学也。欲为致用之学,非通达时务不可」。[1]他又把「致用」具体解释为「救弊」,称「先儒著书宗旨不必同,而意在救末流之弊则同」。[2]而为救时弊,可以不拘泥于一术,「识时务之臣,得治世之要」;「君子之事君也,必视其君之所短,而矫正其弊」。他举例说,汉代能矫世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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