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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二年十月卅一日，是先總統蔣公一百晉七誕辰，感恩懷德，景慕無已。蔣公畢生爲國爲民，臨終仍在遺囑中自述其「無日不爲掃除三民主義之障礙，建設民主憲政之國家，堅苦奮鬥」。由此，可見他老人家對民主自由，是如何的熱愛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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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中华民国九十六年四月三十日（星期五）下午三时〇分二、地点：台北巿中山北路三段五十四号七楼（康德国际法律事务所）三、主持人兼引言人：法治建设基金会董事长陆润康四、邀请座谈者：杨与龄（前司法院大法官）郑健才（前司法院大法官）张麟征（台湾大学法学院教授）戴立宁（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程家瑞（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张锟盛（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主持人兼引言人：法治建设基金会董事长陆润康首先我要对二位大法官及各位教授在这已经非常炎热的初夏，抽假前来参加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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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五项：「一般民众对于到法院能否获得公平正义之判决？认为能者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九，认为不能者占百分之四十五点四。另百分之十九点七民众表示不知道。剔除不知道民众，认为能者占百分之四十三点五，认为不能者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五。」（转载自法治建设基金会第二十六号会讯）（下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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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国家之国会者，大法官会议解释道：国民大会和立监两院相当于民主国家之国会。此其立论根据，实先生当时所谓：「 孙先生所主张之五权分立，立法院、监察院与国民大会岂非议会乎？」一语导之也。先生是湛于法学与儒学的，其论司法与宪法宪政，都以其高深的法学为本源，而复折衷于儒学。所著「论法治与法学」及「法学与宪政」两文，足以窥见其立论根据，而 国父的创制立说，尤为先生所拳拳服膺。民国三十五年初，制宪国民大会正将召开之际，曾对胡适之先生等说：刚才适之先生谓「 孙先生无书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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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台北好热闹，闹得立法没了院，真是对徒托空言提倡民主、自由，独独忘了法治、人权人士的无情讽剌，也是对美国式民主制度的一大否定！我认为：作什么事都得看时机，造反更不例外，目前的世界形势和台湾的处境，绝非搞分裂的好时机，何况仅为了依照立法程序阻止不了签订「服贸」，就重拾省籍成见、台独阴魂，鼓动一些仅拥一腔蠢血，没有远大眼光，只会去垦丁玩“猫叫春”游戏的半大不小尚在啃老的大学生来造马英九的反，企图火中取栗，为竞选造势，为分裂张本、为日本帝国主义作先锋，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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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刻不容缓的。二、同意、责任、法治的政府民主政治的政府，仍是政府，仍然是必须拥有相当的权力，亦即是能力，以完成国家任务。今日的政府不仅要消极的维护社会秩序，还要积极的增进人民福利，所以今日一般国家的政府工作之繁重，远非旧日政府可比，而且还在日益增多之中。由于工作繁重，当然能力亦随之要增强，亦就是说政府权力正日渐扩大之中，但是我们今日已不应当再有往昔那种对政府抱有恐惧的心理，以及不信任的态度。因为今日民主政治之下的政府，是透过人民的同意而产生，政府是自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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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国家认同危机。三者相互关连，追根究底，则为执政者欲利用上述三项相互关连、相互矛盾的因素，继续掌握政权，企图与中国分裂，实现建立台湾共和国的梦想。他们不想统一和维持台湾的现状，也不懂「有名无实的一中，可换取无名有实的独立，有名有实的独立，必造成有名有实的一中」的道理，他们的梦想，除了使台湾社会不安恶化以外，到最后，甚至想要「一国两制」都不可能。四、如何在民主法治前提下，追求社会安定？任何政治体制，都需要法治，才能维持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要建立法治，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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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擇「乾淨而高尚」的選舉法制—把「政治水平」由「市場競銷」提升到「禮讓道德」境界上來！以有效杜絶劣質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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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法治的精神民主宪政的意义，就是透过宪法来实行民主政治，而法治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国民所有的行为均需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活动，否则就是违法，法治同时也是民主宪政实施的保证，法律规范成为人民生活准则后，人人养成守法的好习惯，社会才能安定和谐，民主宪政才能顺利施行。管子说：「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政治学家斯契密特说：「国家一切活动均是法律的适用，行政尤见其然。以三段论法言之，法律为大前提，事实为小前提，结论不过法律的适用。」故法律乃法治政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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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法治，乃为一体之两面，密切而不可分；且民主须以法治为基础，而后始有实现之可能。盖近代之民主政治，乃系推翻君主专制后之产物；而往昔君主之所以专制，则系由于缺乏「法治」，可以肆意滥用君权，任意侵犯人民之自由权利有以致之。故欲实现民主政治，避免再蹈往昔君主专制之覆辄，就须先为国家确立一个具有永久性之客观「法律规范」，用以限制政府之活动范围，和保障人民之自由权利，是谓「法治政治」。在此一法治政治之下，政府及其所有之公务人员，均应恪遵法律施政，全国人民亦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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