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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师范图书馆任指导员（校长为马敍伦）。并在马一浮妻舅家中，担任家庭敎师，至民国十八年转赴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任编纂。由于性近读史，曾以校勘宋史重要资料之「宋会要」。（按宋会要，为宋代专设「会要所」成书，约计二千二百余卷，惜未刊行，无从读过。但为元代所修之宋史多所取材于此书。明修永乐大典，曾分别采用该书史事。至淸嘉庆年间，徐拟始从大典中录出，分章王系十七类，其中以礼仪、职官、食货等为主要资料，是硏究宋史必读之书）。因而对宋史发生浓厚兴趣，从此进入硏究宋史之门。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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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趕三關自七月開始接兼浙江月刊編務後，多了一項工作，時間分配乃更形緊張。我的安排是，上午去寧波同鄕會，下午三時至五時在浙江同鄕會，五時以後去■珈協會，七時下班囘家。因爲每處都有固定工作，一到就忙，忙完走路，每天猶如走馬燈似地趕場做「秀」。但藝人們趕場子，沒有專車接送，也還有計程車坐，而我却須等候公車，因此浪費在路上的時間更多。浙江月刊內文四十八頁，較本刊的卅二頁多出二分之一，但因用老五號字，排的間隔又疏，故一版祇一千四百字左右，每一期的總字數與本刊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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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事业在我国源于二千七百年前左右，《商颂朱传》：「商微子后七世至戴公时，当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诵》十二篇于周大师，以祀其先生。」校勘事业，自此发端。正考父二百余年后，他的七世孙孔子，鉴于周室道衰，礼乐废，诗书缺，纲纪散乱，于是他以传道后世的宏愿，删诗书，订礼乐，作春秋，使中华文化，得以流传而历久弥新。孔子此种伟大事蹟，足以震古铄今。章太炎氏说：「孔子录诗有四始，《雅颂》各得其所；删《尙书》为百篇，而首《尧典》，亦善校者。」校勘之业，放于孔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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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未曾写过，实在愧对陈汉章啊！」我想，如今天把民国志点注好了，有利于推广，必足以为先父了却几分心愿呀；于是欣然同意。二人分工：他从卷一往后，我从卷三十二向前，边抄、边校、边标点，中间会师。说干就干，第二天，他送来八九本《象山县志》复印本。我略加披览，见他已根据樊家桢先生《志文存疑》，又对照了道光志详加校勘，一一改正。我深有感触地说：「我知道你喜欢硏读地方文献，却不知道你钟情竟如此深；精神可贵啊！」俗语说：「事非经过不知难」。又说：「学到用时方知少。」此言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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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月刊发行到这一期，已经迈向第四百期了。这是値得纪念和喜庆的一件大事。回溯三十四年前，胡公维藩创刊时的那种艰难辛苦，奋斗不懈，荩筹擘画，亹亹以赴的精神，终于使浙江月刊诞生了。创业维艰，守成不易，其间汤于奭理事的经济支援，汪英群总干事的奔波劳碌，张行周总编辑的用力至当，使初诞生的月刊，日臻茁壮，到如今四百期中，从无脱期，在刊物中诚属难能可贵，历任编辑者功不可没。我之成为浙江月刊工作成员之一，是在民国七十四年虞奇鄕长任社长时，原来「中国诗经研究会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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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馆开，朱竹君、戴东原皆延杰任校勘，所著有周易郑注后，大戴礼记绎、小西山房文集等书。章学诚 字实斋，淸会稽人，著有校仇通义，讨论校仇义例，多前人所未经道，为吾国言校仇法之开山，其详有原书，在平生为学大要，详史学类，不复述。姚振宗 字海槎，淸山阴人。父秋墅，咸丰间以道员总司江北粮台，所居曰快阁，陆放翁故居也。秋墅在扬州得奇石，如狮形，因筑师石山房；又获旧版书籍，命振宗依四部厘订书目，振宗由是喜为目录考证之学。振宗自居快阁，聚书日富，兼多宋元古本，编有师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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嗚呼，昔全謝山有言，尙書之身可死，集不可泯。姜西溟則謂，俟之百世，雖欲使之終晦焉，不可得也。當文網嚴密之時，士大夫明知收藏其集爲不祥，而展轉傳鈔，猶往往流布人間，則全姜二君之言信矣。考其最初之本，當卽所謂傳之防守卒史丙者也，海濱遺老高先生允權，嘗得其稿，爲之跋云，茲於其卒，幸購得公草書採薇集，更幸爲公手稿，復於降弁得公遺文，因彙錄成集，是高氏此本爲得之防守卒者，固確乎其可信焉。而謝山爲公神道碑稱：有宜興人徐堯章者，從丙購其書不與，且曰公之眞跡，吾日夕焚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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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苍水作出完整的、正确的评价。我就是在这样的认识下，进行《张苍水全集》的标点、校勘和编辑工作的。我原有上海古籍版的《张苍水集》。这次点校时，又得到台北《宁波同鄕》月刊社编印的《张苍水先生专集》，借到《四明丛书》中的《张苍水集》。三本互参，进行点校。上海古籍版是以国学保存会版本作底本的，经黄节、邓实两位化三年时间，参酌多种版本进行校仇而勘定的。四明丛书本编定又在其后，张寿镛在搜集十余种不同版本反复勘比定稿的。上海本全书用「。」号断句，台北本除诗词和「鄕荐经义」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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