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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文化并供海外乡亲寻根参考,意义深远。在其第四、五届理事长任内,又致力于会务发展,创制会旗、会章、会歌,赠送八十岁以上会员金质长老寿章,出版会刊,使会务蒸蒸日上,生前为同乡会的名誉会长、年高望邵。福建省政府以洪公热心公益乐善好施、团结乡亲、敦睦乡谊、服务社会贡献良多,于一九九二年元月颁发奖状予以嘉许。洪公晚年,潜心于明史研究,撰写出版『洪芳洲公年谱』一书。回乡捐献巨资,修建洪厝小学校会、柏埔大宗祠、源瑞堂、三诰堂、介山堂、连同该村旧建修复之三则堂,维则堂等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从浙江、江西、湖南到贵州,在这一段时间里都是研究明史打发时间。到了台湾后,他强烈感觉到需要有一个信仰,需要一个心灵的依靠。那时候情报局派去监护他的是个佛教徒,与张学良谈起佛教,为他安排去见新竹的几位佛教法师。张学良同他们谈了几次,也买了许多佛教的书来研究。直到民国四十几年,有一天,蒋夫人来访,她问张学良都看些什么书。张学良告诉她正在研究佛学,蒋夫人说:「汉卿,你又走错了路,你也许认为我信基督教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国许多有名的、伟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
喩今,将二者结合起来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所以,他主张寓褒贬于史,使史书起到「扬善惩恶」的作用。他说:「大奸大恶将何以征创乎?曰:苟其人之行事载之于史,传之于后,使千载而下,人人欲加刃其颈,贱之为禽兽,是亦足矣。」(《破邪论》)第二,正因为他着眼于现实,因而十分重视与现实联系最为密切的现代及当代史的编写。明亡之后,探讨明朝治乱之源成为他毕生的志愿。他说:「国可灭,史不可灭。」(《董公墓志铭》)在跟随鲁王抗清之时,记录了亲身经历的南明史,将其汇编为《行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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