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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陣子,號稱「西伯利亞寒冷列車」的大寒流,凜凜然凌空越海而來。氣溫驟然下降到攝氏七、八度。整個臺灣寶島,就像猝然被塞進一個天然大冰箱裏。芳鄰王老先生因不耐這股酷寒,就在一天夜裏撒手西歸了。抗戰期間,王老先生本在重慶一所國立大學的藝術系就讀,他爲了響應當時蔣委員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偉大號召,毅然放下手中彩筆,扛起了槍桿。來臺退伍後,在一所國中擔任美術教師。課餘全力養植花卉,門外巷道兩側,紅紅綠綠,繁繁茂茂,排滿了各式盆栽,全是他辛勞的成...
戴珍去世消息传来,使我无限悲伤与感叹。我与戴珍是温州平阳同乡,也是钱库小学同学,年纪相差无几,却情同手足。一路走来已超过一甲子,可说是患难之交,也是知己中的知己。一起参军一九四一年冬,日军炮火席卷全国,政府当局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发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运动,当时温州城区沦陷,郊区知识青年不落人后,尤其平阳人数最多。戴珍与我、郑绍根、胡思敬、陈仁珪等一百余人,效法儒生救国投笔从戎,并编入二〇八师六三八团三营第九连,尤其记得当时戴珍身高体重
數十年患難相交,論情最深,論時最久。一刹那生死永別,欲哭無淚,欲訴無言。
飞尘落于身傍,我们二人安全无事。当时雅老与余曰:我们患难之交,生死与共也。在武汉同鄕中,见面多,相谈最久,患难最亲切者,即我们二人耳。后因战局日紧,军事行动无常,雅老随政府入川,我亦转战他省,乃告分别。此乃第二次之分别也。但音信常通,保持联络,至民国三十二年我军编入远征军行列,所有眷属,均准备三年安家之计。当时我家三口父老女幼,先行入川。住在雅老府上,如同一家,是我一生不忘之事。后因广西桂柳告急,我军驰援桂柳,解除远征军行列。我才将家迁至綦江。临别时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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