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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高度来看风格,作为《诗录》最大的骄傲,这就应该推崇革命烈士恽代英和瞿秋白了。恽代英的「留得豪情作楚囚」是何等的大声镗鞳!瞿秋白的「我意斯文外,别有天地宽」,对人生道路的思考、抉择及其表达,又是何等的深沉!他们意境的扶摇万里,自然又更超迈前人了乡邦文献,特别是作为人文渊薮的像常州这样一个名区的文献的撰辑,有相当难度,作家辈出,卷帙繁重,没有饱学和卓识的人,是不可能主持好这一工作的。然而牧之先生出而任此,却胜任愉快。牧之先生不仅为饱学之士,而且他自己就是一个
敎育设施和入学人数,比清末不仅不见进步,反而呈现出倒退。在思想文化上,顽固的封建保守主义回潮,以学阀刘凤章为首,原经心书院系和两湖书院派人士把持了敎育行政权力,推行复古学风,施行奴隶式敎育,以尊孔读经和程朱陆王之学各立门户,宣传旧礼敎,麻醉青年。毕业青年学生凡不愿听其驱使者,即难以在文敎界谋取枝栖之地。数年间湖北社会的思想状况,使得敏感好思的青年恽代英觉得「武昌在那时是格外比别处更死气沉沉的地方」,「那时候我实在想不出我应该怎样开步走,我只是怀疑武昌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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