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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后汉书本传）今有传本，共八十五篇，第四十四篇有录无文。因论衡一书系「就世俗之书，订其眞伪，辩其虚实。」（对作篇）他所辨证之俗书俗文迷信错误太多太杂，故全书显得驳杂，缺欠条理系统。然细读之后，仍可归纳出他的主要思想所在。从论衡书中所言时君之事加以硏判，可知论衡大半作于章帝时，而他又时作时改，至和帝永元中，他还在改定旧稿，养性书是年近七十时所作，然已见于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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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自古以來，能集立德、立功、立言於一身者蓋不數數見。求之有淸三百年，則唯曾文正公一人而已矣！單就其文學見解而言，體大思精，時有昔賢所不能及者。惜乎迄未見較有系統之評介，故不揣淺陋，撰爲斯篇。唯彌綸羣言，彥和已嘆其難；妄加評議，難免見笑方家耳。一、文學本原論（一）文原於道劉彥和云：「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其原道一文影響後世至深且鉅。若韓昌黎之文以貫道、柳柳州之文以翼道、周濂溪之文以載道9皆脫胎於是，而以道爲文之本也。曾文正公於文學之本原未嘗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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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之亡，论者多以其由于学术思想之空疏。衡阳王船山先生逢明末，感于宋之亡于元，明之亡于淸，肇因虽非一端，要亦难辟空疏误国之说。一时学者皆思有以挽救，如黄宗羲之明夷待访录、顾炎武之日知录，无不以讲求实践为主旨。先生著噩梦，专论郅治方法，由眷怀故国之情，而衍为经世致用之学，既可觇所处之时代背景，亦足以见其学术思想之端倪。先生之哲学思想，根基深厚，其所涉及之宇宙论、知识论，陈义无不允当，少有能为推移者。其在读四书大全说卷九中谓：「尽天地只是个诚。」在思问录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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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孙中山先生曾在孙文学说中批评知行合一学说，著者初以为他在宋明理学中必「宗朱抑王」。后读胡汉民先生著「三民主义的历史观」，内述 国父对于朱子存天理去人欲之说亦有批评，由此可见其对王学固有批评，对朱学亦不见得十分赞成。贺麟先生于抗战期间著「中国当代哲学」，认为 国父虽批评王学，但其思想仍多与王学相符。蒋中正先生在多种讲演中，曾指出 国父对于知的看法，固与阳明有不同之处，但不忽视「致良知」；又对于行的重视，则与阳明相同。因此，著者转而硏究阳明哲学与 国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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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非为过。如因之而得敎我之人，当属幸事，实殷望焉。一、积极进取我国儒家的思想，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是以人类的生存意义为基础，作向上、积极、进取的探索与发展。其基本精神，是行动的、活泼的，求眞求善求美的。它赋有情的本体，理的范畴，诚的作用，化的功能。它如春风化两，秋阳浩月，和煦温馨，淸莹明洁。它是与天地合其德，与美物同其心。一方面讲求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一方面肯定只要耕耘，必有收获。所谓佳树茂密，黄鸟来巢；高楼巍峨，远山在望。它更是尽己以求之，推己以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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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山劉香圓先生所著「紅樓夢與禪」一書，曾連登於「獅子吼」，飲譽禪林，後由天華社以專書出版，一時紙為之貴。而祁陽張曼濤為之評序，一無溢過，詞意優美，尤為難得。今曼濤先生懷才早逝，幸編公採登，以誌哀悼。張達人附言、七十年二月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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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 胡伍戎一、孟子事略孟子，姓孟，名轲，字子舆，此据史记孟荀列传正义之说。又据汉书艺文志：孟子一书原有十一篇，其中有四篇有目无辞，因手边资料不足，无法査考。现传七篇，载在孟子。又据师古注引圣证论云：「轲，字子车。」惟未详其所出。此见辞源孟子条。他在战国时代邹地诞生，幼年丧父，赖其母三迁住址，断机相勉，始知发愤读书。由于贤母教子有方，并受业于子思之门下，乃与其学生著孟子七篇。他的学说是尊王贱霸，重仁义，轻功利，创性善说。毕生阐扬孔子思想，后人尊为亚圣。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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