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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籍隸山東省萊蕪縣，先世以耕讀傳家，父克盛公，母王太夫人，勤儉持家，課子極嚴，居恒以「律己要嚴，待人要寬，做人要講『恕』道」諄諄吿誡。先生一生立身行己，質樸無華，歷盡艱辛，卓然有以自立者，蓋自幼得力於家敎也。先生九歲入初級小學，頗得師長讚許。十二歲升縣立第一高等小學，完成基礎敎育後，繼升入魯省第二師範（校址：山東曲阜）畢業以後，復考入山東大學，肄業期間，適逢日寇入侵濟南，「五三」慘案發生，對日寇罔顧國際公法之侵華暴行，義憤塡胸，遂棄學回鄕，從事敎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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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至三十八年大陸淪入中共統治的四年間，有五位昌樂縣籍人士出任縣長。他們是：掖縣縣長趙光嶽（酣五），長山縣長劉侯武，先後任臨朐、益都兩縣縣長趙國祥（子貞），安邱縣長潘潔民，昌樂縣長趙伯樞。很不幸，五位縣長中，趙光嶽、潘潔民、趙伯樞都在任內爲中共殺害，劉侯武下落不明，只有趙國祥追隨政府來到臺灣，從事敎育工作，並寫出一册《山河劫》，爲山東省昌濰地區各縣抗日抗共的經過留下紀錄，作了歷史的見證。由於在縣長任內之冒險犯難，政績斐然，鄕人鮮有不知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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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八年五月，杭州再度撤守，余已事先交卸，移住台湾。而当时省府之负责者，竟将我所收集志书，与通志馆已成稿本，及待编资料，全部弃而不顾，未有片纸只字携出。若论余平生最痛心之事，莫过于此。旅台三十二年以来，余遇有机会，即提倡重印志书，续编新志。最初，有娄子匡兄编印之中华民国民俗志浙江篇，达数十册。继则各县旅台鄕人，或影印旧志，或新编史乘。其中如孝丰、余姚、永康等县，我均曾应约撰序。今松阳县旅台同鄕，又将续志编成，命我写一序言。余以此事适合平素心愿，况松阳为余旧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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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並樓詩殺青之明年，季女梅自美寓書云：「父居臺浹三十載，所爲文甚夥，而其中不乏講述名人事蹟及討論學問之作，似未可以屏而弗顧也，盍亦梓行於世，以垂久遠」。其言甚摯。雖然余未嘗學爲文也，昔年十七八，與里中同歲生，金君易占、沈君抱一、徐君君高，以同爲民國甲寅生，結甲寅文社，以其所爲文學，編爲年刊。先師雲史先生喜而序之。余又別撰摯言一書，體雖古文，而持論淺薄，稍長讀之，未嘗不汗流浹背也。抗戰起，交游分散，余奔馳南朔，未遑寧處，僅撰先父行述及先父手臨蔣文肅公百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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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國十三年廣西新興革命力量崛起，先後消滅陸榮廷、沈鴻英舊勢力，逐退假道入侵的滇軍，統一廣西，成爲革命政府下第一個統一的省份；進而推動兩廣統一，策動湖南唐生智參加革命陣營。從此革命基地擴展，革命力量倍增，更進而推動北伐，消滅軍閥，白崇禧將軍功不可沒。北伐期間，更以副參謀總長名義，實際負參謀總長全責，或運籌帷幄，或指揮督戰，北伐大軍所至，勢如破竹，軍閥慘敗，東北易幟，全國終告統一。而白將軍謀略神奇，指揮若定之一代戰略家「小諸葛」盛名，不但傳揚於全國，亦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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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書為老友王公簡君之遺著，經其夫人立法委員王化民女士選集刊印，命名為觀復齋文萃，承屬為序其端。書分三部，其第一部份為自傳類，為文二十有一；第二部份為經濟論述類，為文十有四；第三部份為其他論述，為文七；另附錄五篇，多為紀念公簡之作，此其大較也。余讀其目錄篇名，第一部份，括有自述及述其先德之作，兼及硏討藝術；足以窺見其家世行誼，並於勤勞國事之外，不遺風雅。第二部份皆論述其專攻之經濟學，兼及科學管理與對民生主義之推行，第三部份，雖無專屬，咸為有關文化與文獻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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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墙河。××××冬至敌又渡新墙袍泽士气正高昂。长沙南郊布铁阵，遍设陷阱等豺狼。敌寇果然扑南门，地雷枪砲齐相迎。狼在火网困兽斗，隐隐楚歌起哀鸣。愈战愈勇炎黄胄，连番肉搏斩群牲。喋血四日金盆岭，肃清残虏扬汉声。长沙大捷连三度，奠基世界五强名。[1] 国防部编《抗日战史》所载：第二次长沙会战敌军总兵力为十一万五千余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敌军总兵力为十七万四千余人。[2] 新墙河在湖南岳阳县南，由东向西经新墙市入洞庭湖。开战前日军盘踞在新墙河北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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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年春，我自歐返國，卜居南京，每往謁謝冠生師，得識宋達庵先生。謝師與宋先生，皆原籍浙江嵊縣，爲總角交。謝師習法律，宋先生習水利，其治學之勤，任事之愼，待人之誠則一。自此四十餘年，雖中經抗戰，宋先生在西北、西南時多，我則於役東南戰地，晤面不常，而相知之雅，固始終無間。渡臺以還，復得結鄰之樂，過從較以往爲便，因獲知宋先生畢生對國家之貢獻，益深欽敬。我自公職退休，應王雲五先生之約，主東方雜誌編務，初未敢承。東方爲國內現存唯一之歷史悠久刊物，發行已達七十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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