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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衰起敝，拯济斯民。孟子于此一学术思想极端活跃之中，奋然兴起，在学术思想上，岿然为儒家一代宗师，他不但使孔子之道，由微而显，由闇而彰，形成思想界的主流，而且明体达用，开物成务，拓展此后儒家的恢宏局面，孟子对儒家继往开来之功，实不可没。吾人硏究孟子的学术思想，必须先了解孟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生活历程所接触的环境，然后对于孟子学术思想，方能通盘而有系统的认识。因之，在硏究孟子思想之前，对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深入探讨，是颇有必要的。兹分五点，论列如下：㈠封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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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县城内亚圣祠，位于自由街，即旧名龙厅。先严庆猷公曾撰题对联，张之祠门，以明亚圣孟子之政治思想，及对我国文化之贡献。仅录以志之。轻辟贵民，千秋佳话；居仁由义，百伐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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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四十六年转任私立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敎授，至民国六十年退休，但仍于该校兼课三年。先生著作已出版者有孟子思想硏究初稿，墨学槪论、文心雕龙注解、诗经新评价等专著，其他诗文散章各报章杂志。先生学养功深，文思风发、早年所刋文集，竟遭回禄之灾，前已述及。去冬母校北师大为纪念八十周年校庆征文，先生犹抱病撰稿，自美寄回，并迭次来函润色，其态度之严谨，友情之深厚，诚令人敬佩不置。先生德配李夫人，贤淑明礼、夫妇相庄，家庭融睦，夫人不幸于数年前谢世。遗子二：长知言，任职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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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暴怒之下，死而不避。身既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曾参闻之曰：「参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谢过。[4]此乃鄙补充赵岐之不足者二也。以上拉拉杂杂的写了一大堆，如有词不达意之处，尚望王东楚先生及方家不吝指正！[1] 参宋朱熹「四书集注」、近人杨亮功等「四书今注今译」、胡疏寰「孟子本义」、成璞完等「今注四书读本」、「辞海」、「中国人名大辞典」、大陆版「辞源」。[2] 见宋元学案中之各学案。[3] 见孝经谏诤章、十五。[4] 见孔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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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孟子曰：「仁义而已矣。」又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又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丘——田野——民而为天子。孟子此言已有民主思想，其书中亦有经济思想、教育思想、社会思想。如梁惠王篇：有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谨庠序之教，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等理论，可谓把儒家思想发展到最高点。四、简略结语谈儒家思想，宜以孔孟为主。胡适先生分一、二、三、四、五，并附有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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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孟均有弭战的思想孔子生于春秋时代，诸侯为争城掠地，每每互相攻伐，百姓深受战乱之苦，孔子为解除百姓之痛苦，乃依鲁史而作春秋，目的在「拨乱世而反之正」，期望能消弭战争。至而孟子则生于战国时代，当时战争已益频繁，战祸亦益激烈，所以孟子对于战争为手段争取霸业之霸主，每加眨抑，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尽心篇〉）对于善战者，则指为大罪，讥为民贼，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尽心篇〉）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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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吿子上篇）。仁内，义外。仁是蕴于内的爱人之意与生民之心。义是由于内在仁心的推动而产生于外的正当行径。韩愈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原道）。论者以为孟子仁义并重，孔子则以仁学为中心，对于义则不甚重视。其实，论语一书中提及仁字固然很多，然论述义字者亦复不少。儒家思想以仁义为要旨。孔子为儒学的宗师，那会重仁而轻义。孔子、孟子同为讲道德，说仁义的圣哲。孔子曰：「君子喩于义，小人喩于利」（述而篇）。一般言之，君子为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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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日趋下流为不齿了。㈡孟子仁义并称孔子思想中心为「仁」、强调「仁」，唯提到利时，也必同时提及义，其意义无非敎人严义利之辨。到了孟子，则仁义并称，同时强调仁义。所以他答梁惠王之问，开宗明义就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篇）以仁义所兴之利，是富国益民之大利，否则徇一己之私，穷奢极侈，其结果必上下交征利，危亡无日，故私利与仁义其相去不啻天渊。所以孟子云：「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离娄篇）又云：「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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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擧国为兵，刻日可备；而我闻警，乃募老弱乞丐充之，岂能幸胜？徒丧师失地、自戮其民而已。此所谓殃民者乎[12]？」康有为在诠释孟子思想时，随处不忘对中西现状作比较，以加强国人对时代危机的认识。他在说明「孟子」中所见的贡法后，接着列擧欧美诸国的贡法，惟中国之税极薄：「然不足以立国、养兵、兴学、劝业、修道、衞生、恤贫[13]」。他又指出，欧美各国皆无乞丐，中国则人众而奇贫[14]。诸如此类忧国济世的例子，全书所在多有。这是康有为撰写「孟子微」时的第二个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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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果，惟义所在[5]」；赵氏则专就特殊义言之。再如孟子特尊孔子，推为「圣之时者也」，所重的是孔子的德业；赵氏注孟则以孔子为「素王」，重其事功。不仅如此，赵氏更以周公为历史的分界线，「古者，谓周公以前[6]」，「中古，谓周公制礼以来[7]」，特重周公在政治上之功业。凡此都可以反映出赵氏注孟时，对问题的抉择及义理的发挥，均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关怀有密切关系[8]。这种现象固不仅中国本土如此，日本儒者诠释孟子思想，亦复呈现类似之现象，如德川时代的伊藤仁斋（维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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