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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的杜维运敎授在「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会」中,提出一篇相当具有冲击力的论文:民国以来的学风。文中认为淸代的学风为「笃实」,民国以来的学风则为「自由」。淸末的知识分子「衔亡国之痛,竞以笃实的学风,代替明中叶以后的浮夸学风,寄望寓光复大业于学术之中。」而且受到开创者顾炎武谦虚胸怀的影响,「于是学术界一片祥和,于是谦和的客观的治学方法,而学术上的考据整理成果,灿然可观。」相反的,民国以来的自由学风,则「由于自由的眞谛,未被认淸,致实际上流于轻浮的学风、嚣张
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也有少数的人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就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见「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蔡元培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民国六年一月四日到校就职。三、北京大学学风及校政改革改革北京大学(前身为京师大学堂),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蔡元培到校时,就面临着一连串棘手问题。民国成立后,北京大学虽已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前淸时代京师大学堂的不少腐旧传统仍然流传下来。「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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