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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之後，各方報吿相繼而來，方知禍根是高勁柏的一封信。原來我離開輔華，他不負留守之責，囘到禮嘉橋家裡去了。他得悉軍方之人已到，卽在家裡寫了一封信，大槪他神經錯亂，忘記了時日，那天已是我約定下鄕的九號早晨了。他把信送到禮嘉橋的快船上去，適船老闆不在，他在船頭上東張西望，適有一鎭上的吸毒者也在趁船上城，他問高有何事，高說要帶一封信，他說他願代勞，高就眞的把信交給了他，他的原意是想高給他一元錢帶費去過癮的，高這樣做事，太過輕率，離工作要求太遠了。當船快到東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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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各中学敎书时，名均为兆荣，在潜逃时我便改名为造雄，以迄至今，北伐完成党务公开以后，我在党工作十余年中，均甚顺利，到对日抗战时奉中央令，从事敌后工作，曾吃了大苦头，几乎送命，自日敌监放出，潜逃囘重庆后，曾作过一册敌宪狱中记，即为「奉敎育部令第三次返沪从事地下工作被捕惨痛经过」玆录如下。余自沪敌宪兵牢中释出，囘到浙东君中医治休养后，原即欲作一篇在宪兵狱中惨痛记，以作再生与在党工作二十余年工作经过记录，奈因在敌狱中，曾受电刑等种种惨刑，虽在鄕间医治休养多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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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過的眞快，一貶眼十年過去了。民國六十年的夏天，我負責製作中國電視公司第一部彩色電視連續劇：「神龍」的時候，爲求演出時符合史實，我雖已看了不少抗戰時的書籍和資料，但爲免一些細微末節，播出時，不敢太離譜，我先去臺中專誠拜訪了「春申舊聞」一書的作者陳定山老先生，承他介紹，我返臺北後，又去全國總商會，拜見了上海市國大代表萬墨林老先生。這是我認識萬墨老的開始，事實上，遠在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聽人說起過「萬墨林」這個名字，想不到事隔三四十年後，我們突破了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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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仆后继，挺身赴难，视死如归。每人参加地下工作时，即抱有与敌人决生死的信心与决心，那份烈火般的爱国情操，血的工作，曾使敌人胆寒。如今已时过境迁，牺牲生命殉难的同志们，已入祀忠烈祠，求仁得仁[1]。对于过去的工作，大家都不太喜欢谈及[2]，或耻于诉说[3]。因为我们生于忧患，成长于艰忍战鬪的痛苦环境之中，强烈的爱国心驱使，对于各方面都有较高层次的期望，不论是国家的，或社会的。在自我囘忆反省中，养成了不屈不挠，以及不羁的不合时宜的独特性格。光逖兄在「野马传」改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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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江山风云之所钟。宜乎，先生之广智多才，居仁由义，志在千里，心雄万夫，集智仁勇三达德于一身。其发而为学问事功者，可得而述焉。先生才兼文武，学究典坟，少怀慷慨，长际时艰。弱年习文，卒业于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壮岁从戎，出身于东北讲武堂。嗣由排连营长，荐升至省督察处长，众无一旅，勇冠三军。貔虎翕张，王师赫振，退若山立，进若电扫，长戟临风，令行东北，高冠映日，化治鄕邦。虽处危疑变乱之局，而厥功独多，是则其治军之勋也。复出任军统局少将天津特派员，主持敌后地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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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属无产阶级，受其蛊惑，妄信符咒神力，以大刀或红缨长枪与敌人战鬪，可使枪砲子弹不入，初以取信于人，杀戮对象大多为敌伪人员，继则报复私仇，任意杀害无辜，平日与其徒众有嫌隙者，莫不人人自危，后又扬言欲攻城夺取伪政权，为伪县长杨彦斌会同日寇宪兵队长，将其首领诱至城中，诡称愿以伪县长相让并请其在城郊社桥头演法，而以机枪射杀之，先天道遂吿消灭。抗战期间，邑人在家鄕陷区内从事地下工作，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的无名英雄，颇不乏人。逃离至大后方者亦颇有供献，如李惕平，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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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兄讳和声以字行，为先父谖屏公长子，由吾家先祖父国璜公，自洪杨之乱，迁居武进瀛西鄕王下村鎭，由于食指繁多，胞兄仅读私塾七载，即至上海习红木家具工作。民国十四年胞兄为反英参加罢工，担任纠察，罢工而不暴动，但公共租界英国巡捕，犹开枪射杀工人，发生历史上有名之「五卅惨案」。胞兄被捕讯问后，即予释放。自此胞兄痛恨英、日帝国主义，爱国思想深植心版。七七抗战，余于民国廿八年奉中央之命，潜囘京沪地区，从事地下工作，民国卅年皖南事变，余被新四军以国特之名义逮捕，且将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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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俊雄來後，我們立卽開始向南移動，先到瞿家巷虞銘甫家，他的妻子兒女都是年底從無錫囘來過年的，受了一場高勁柏的虛驚。其實銘甫在常州敵憲兵隊是無名的，那裡會來抓他的家眷呢，這是高勁柏自己的神經。我再着人到禮嘉橋去找勁柏，總算把他找來了，見了面，我一句都沒有怪他，所以他很得意地告訴我他的行止，他從叫虞家逃難後，卽跑到毛家橋他的表妹家，她家房屋旣深且大，他就安穩地躱在那裡幫她們臼米、磨粉、故糰子，歡樂地過了年，空下來搨搨紙牌，那個年過得蠻不錯的。在虞銘甫家住了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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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球迷都喊他「矮仔」。抗战初期，徐芳在上海光华大学攻读政治，以身为中国人，也要贡献一些力量给国家，就在上海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地下工作，他以大学生的身份掩护他的革命行动，而以他的革命行动掩护其他的工作同志，那时候，日本鬼子虽然曾经怀疑他是「重庆份子」，但苦无法拿到他活动的证据，上海日本宪兵队有好几次逮捕他入狱，施以严刑酷打，也无法证实他是和重庆有关系的，祇好放了他，而加以严密监视光华大学毕业后，仍在上海躭了短时期，偷偷地溜到后方去，到了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之时，他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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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光阴迅速，不觉春去夏来，半年过去，念及锦州事件未波及到我，自庆鎭静未逃为得计，且望待机与领导同志联系，重整旗鼓，恢复革命阵容，重操抗日地下工作。有一日午休时候，我在办公室外面遥望，忽见一黑衣靑年牵着自行车沿着操场南面的小径走来，我灵感的吃了一惊。原来那条小径宽可尺许，除学生外，向乏行人，更少有牵着自行车通过的；又盛夏炎热，全身黑衣，也是稀奇，使我目不转睛的注视他，直到我面前。他问明我是校长之后，拿出一封信来交与我。说：「我是副县长—日本人—的用人，这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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