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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一般人的传统习性，大都惯于守旧，吝于创新。凡是旧有的，往往不论好坏，都无条件加以接受。很多人把「萧规曹随，成例可循」视为金科玉律。各机关团体办事，亦多陈陈相因，常抱「无例不兴，有例不灭」的态度。这种守旧观念，可说系我国进步的一大障碍。最近大顺公司文化基金会出版一部「大顺国语辞典」，该辞典采用「最新笔形检字」，可谓完全打破守旧观念。这种创进精神，値得我们喝釆。我们今天非常需要这种精神，因为假如我们仍抱残守缺，因陋就简，不求改进，便根本甚么都谈不上。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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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庄，名献廷，字君实，河北大兴人（西元一六四八——一六九五），他是明末志士，博学多通。硏究音韵学从华严字母入手，参证以天竺陀罗尼、泰西拉丁话、小西天梵书及天方蒙古女眞等音。他在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于湖南旅次定新韵谱，关于统一国语，调查方音，规定标音符号，都有了显明的认识，这是国语运动最値得纪念的事，所以先师钱玄同先生曾主张以他的生年为国语运动纪年。刘继庄的事蹟见王源著刘处士墓表（见或庵文集中，古今文选第二一二期曾详加注解，见精装本第三册一〇〇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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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基督教新旧约二书原文是希伯来文，嗣先后译作希腊文、拉丁文，又陆续译为各国国语及地方方言，截至西元一九九一年底，译本已达一千九百四十六种，我们的「论语」，虽历经两千四百多年，则仍沿用原文，因文辞简朴，其中微言大义，常感隐约难解。为求养蒙于正，斯文普及，故有译成现代国语的必要。㈡本书将「论语」原文，都用流畅国语译出，连语气也依式模仿；既非注疏，也非演绎，故名「国语论语」。㈢本书所译国语，限于本文，其中引用诗书上的话，则照录原文，只在其下括以国语，以保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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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容许「想当年」，则我在上海，也曾担任过「司仪」一职。几位朋友合资，开设了一间「大中华咖啡馆」，地点在上海的西藏路；我是董事会的监察人兼秘书。不仅是开会之时，负责记录而己！凡是广告、宣传之类，也都是由我一手包办。咖啡馆到了「消夜时间」，有乐队奏乐，歌星献歌。我除了「坐鎭」之外，还有「司仪」一职，初则客串，终于成了我的「份内之事」。在上海，「司仪」例须「■国语」。在我，国语是「无师自通」，则是由于与梨园子弟多所交往之故。记得抗战胜利后，上海小型报作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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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为而不有，功成弗居」的广濶胸襟，益使其英名与日月同光，永垂不朽。吴氏遽于学术，忠于谋国，凡所倡议，动关立国根本。其于学术界、思想界、敎育界之贡献，流泽之深远，为国人所追念不忘，而在改革社会，促进中国现代化，以及推行民主宪政等等，更有其不可磨灭的功劳。诚如总统 蒋公中正所说：「吴先生是我国当代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哲学家、敎育家、书法家、社会家，不但是国民革命的先觉，而且是 国父孙中山先生所特别推重其是一位革命的圣人。」[2]就敎育方面而言，吴氏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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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读孟子滕文公篇，有「今也，南蛮鴃舌之人」之句，如果把它译成白话，就是说：现在这许行呀，是个南方的蛮子，说话像鸟叫一样。我当时年幼无知，对于孟说许行这南方人说话像鸟叫一样，始终不得其解。后年事渐长，因受战乱影响，曾辗转豫鲁两湖各地，每与人交谈，总觉鄕音无改，使人有似懂非懂之感。此时我才领悟孟子所说南方人讲话像鸟叫的意义了。南方的范围甚广，常州当然在南方范围之内，那麽常州人讲国语是不是都成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至少我认识的鄕友中间，口齿伶俐，国语说得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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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文章，可以通行于国内；几句闲话，那就有问题了。那怕是国语，也不能通行于国中！其所以如此，那大部分原因，可说是被各地方的方言之所障碍。方言各处不同，随地而异，不要说一省，就是十里八里之隔，也有所不同；但距离近者，言虽各异，尙能听得懂而已。所以习惯方言的人，国语也听不懂；听惯国语的人，方言也听不明白。因为方言各有其特殊的语音；有因称谓不同，听来就觉别扭，譬如：「桌子」，有些地方都称「枱子」；北方称「衣服」，南方人都叫「衣裳」；北方称父为「爹爹」，南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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