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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任人的态度以天下予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是以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为己忧[1]，可见人主以任贤能为己乐，以不得贤能为己忧了。荀悦进献帝以任人之术曰：「惟恤十难，以任贤能，一曰不知，二曰不进，三曰不任，四曰不终，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过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日以奸讦伤忠正，九曰：以邪说乱正度，十曰以谗嫉废贤能。是谓十难，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非其国也。」[2]又谓：「………齐桓公中材也，未能成功业，由有异焉者矣。妾媵盈官，非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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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中之哲学以力行为核心，「行」是天地间自然之理，是人生本然的天性。易经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所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其不已的本质正是「力行」的本体。因此「行」是价値性的，是纯然之善，所以「行」和「动」有别，力行即是尽性，也是生命意义之所在。由于以「行」为无不善，所以「行」必然是有目的、有轨道、有步调、有系统，而且有「反之于心而安」的自觉，它必然是正轨的、经常的，是周而复始继续不辍的。只要是合乎天理，顺乎正轨，动亦是行，静亦是行，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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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可谓名副其实。八岁在村中义塾从马老师读当时之「共和国教科书」，兼读四书五经，学名「士学」，民国二十六年抗战打游击时，始改今名，字毅民，晩退休后，号「东雨轩主」。先生小学毕业后，升入保定第六中学，二十岁毕业，考入北平警官高等学校第七期，同时在北大、清华旁听，并从梁任公习佛学。二十四岁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习文史，兼习哲学及新闻。二十八岁赴日本东京帝大为研究员，研究东方哲学。三十岁回国在北平育英中学教书，七七抗战爆发，应第二战区友人征召，入冀晋游击区打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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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的哲学思想是不容易澈底领会的，更难以文字来陈述。虽然他循循善诱，由浅入深，自近及远，看起来句句是十分平易的话，但是你如果继续研究下去，一到了相当地步，便会发生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感想。因为他的哲学是一个广大无边而且具有生机的体系。这个灵妙的哲学体系，和他的整个人格是不可分的。在这个体系中，即使最浅近的道理，也含有极深远的意义，而此终局的意义，自然而然地反照着在生活过程中所获的一切心得，且把它们化为明心见性，有永久价値的直觉。我最近把 总统历年来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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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留，责其不乞守制而请给假，腼颜充位，贪禄忘亲。卒致不许赴任、不准回籍，著光地在京守制。以春秋诛心之笔，贻以市朝若挞之羞。纵然，君治时代，以孝治天下，名敎为先。然君命所在，何可厚非？好名如彭鹏者必欲挞之而沽名，实未获正论也。行权守经，实为处世哲学，旨在不要喩分。就某些新成立之在野党言，在未取得合法地位前，而执政党已数度正式非正式派员与之沟通，是亦已承认之矣。此即「行权」之妙用。反之，叨行权之便者亦须「守经」，循行权之途径在常道常法之原则下，进行协谈，可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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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它硏究问题，穷根究底，追本溯源，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假如用哲学的眼光来硏究学问，更能把握要点，深入堂奥。故懂得哲学的人硏究科学，是很有帮助的。但哲学所注重的，是宇宙、人生的根本大问题，不去硏究那些枝枝节节的小事。这些问题，通常一般人都觉其至高无上，玄妙莫及，如庄子所谓「犹河汉而无极也」。因此，一听到有人硏究哲学，便以为他很了不起！实际上，哲学是很平凡的，人人易懂。往古今来愈是伟大的学理，愈加平易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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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著作一览表一、中国哲学史二、国父思想（大学用书）三、国父思想三百题（以上由三民书局出版）四、三民主义的哲学体系五、蒋总统的哲学思想（以上由中央文物社经售）六、三民主义读本（正光书局出售）七、三民主义敎程（台湾书局印行）八、三民主义哲学（政治作战学校印行）九、国父思想与中国文化（同右）十、中国近代哲学史（阳明出版社）十一、三民主义之哲学思想的基础（正中书局）十二、三民主义与建国（正中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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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夫道乃哲学家钩玄所得无形之原理，器乃科学家硏究所成有形之物质，如母与子焉，此吾国最早划分哲科二学之名称也。自上古以迄明淸，朝野皆重道而轻器，故上智者多务玄思而忽技术，及淸末海禁大开，欧风东渐，交通及日用奇巧之品，潮涌而舶来，正会人士取其用之便利也，国家遂设学校而尙科学焉。致今日世界物质，而浅识者，竟谓科学为实际万能，哲学为玄虚无用，羣趋物质，蔑视精神，此邪说之所以猖獗，天下人心之所以大乱也。余系佛徒，倡言佛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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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民生哲学「人类求生存，互助同进步」的哲学就是民生哲学，在上面已经说明过了。我们也知道，戴季陶先生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书中，提出了「民生哲学」的基础来。戴先生说：我们知道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是在救国，便晓得这三民主义，是孙先生思想之中具体的实际的部分。但是孙先生的思想当中，有没有作这具体的实际的主义之基础的最高槪念？这一点是研究先生思想的人所最要注意的。要知道这一点，便要把孙先生的全部著作，作一个总研究，还要把先生的一生言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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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哲学之改造」为美国哲学家杜威于民国八年演讲词，国内有两种译本：一为胡适、唐钺翻译；一为许崇清翻译、革命元勋胡汉民作序，兹征得出版者台湾商务印书馆同意，授权转载胡展堂先贤序文，以飨同乡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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