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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三年，北京大学在上海招考预科第一类和第二类的学生。我报考第一类，录取后，一个月后到北京，住译学馆。据说这次招生是北京大学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第一次。辛亥革命前，这个全国最高学府名为京师大学堂，建于戊戍年。所以连京师大学堂算在内，到今年（一九八一）是建校八十周年。当时北大的预科只有新招的一年级，可知预科是新建立的。预科一年级的学生人数比本科生多好几倍。预科第一类的一年级学生分几个课堂上课，每个课堂容纳七十人左右。敎员中间，敎外国历史，英国文学史、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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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任敎授时，父亲每天黎明起床，食鸡蛋一个，然后朗读诗文。凡是他收到的书文，都要反复朗读，并加以注解。只要有人问及，他即能取出要问的书本，以作准确有根据的答复。他一生著书一百多种，经史方面的书籍，为祖国文化的扩展，作出宝贵的贡献。可惜在抗日战争中，大部份丛书和手稿被日寇焚烧，刼余的书籍、手稿幸存在浙江图书馆和浙江大学。父亲一生侧重礼敎，对长辈，不论贫富，总是跪拜迎送，对靑年一代，则训示礼敎，勤学苦练，为祖国争光，为改变鄕里面貌而作出贡献。每当春节将临，父亲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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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鄕严君慧峯，予同学友也。名燮，世居宁波城内旧道署前。逊淸己酉庚戍间，与予同肄业宁波府中学堂，校长冯止凡先生有宁波圣人之称。辛亥革命后，予入效实中学，君入四明专门学校，从秦教授禊卿习银行学。既毕业，任职秦教授所创殖边银行。殖边设总行于北京，时肄业于北京大学者有林君子京、林君和甫、陈君仁亨及予等，而任职于殖边总行者除君外有时君緜甫、董君季泽等，皆宁波府中学堂之旧同学，业余时相过从，樽酒论文，致足乐也。迨予离京南归，君与和甫北走哈尔滨，主持殖边分行。异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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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兼敎育家。他以一位前淸翰林而毅然献身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元培早年鼓吹革命，组织革命团体—「中国敎育会」、「光复会」，创办女学，首开我国女子受敎之风。民国成立，蔡元培是首任敎育总长，除旧布新，提高高等敎育。五四运动时期，蔡元培奉命出长北大，为北京大学立下学术自由的风气，奖励白话文学，推行新文化运动，唤起了中国思想的自我觉醒。北京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是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重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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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北京大学物理敎授何育杰先生逝世，已五十周年矣。敬撰此文，默祷何敎授在天之灵永远平安。何敎授，讳育杰，字吟莒，浙江慈谿人，淸北京京师大学堂毕业，淸光绪二十九年，西元一九〇三年，官费留英，荣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物理科硕士学位囘国，执敎于北京京师大学堂。民国成立，继续执敎于北京大学，迄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事变发生止，计达二十五年之久。中国科学社成立于民国元年，何敎授为发起人之一，提携后辈，不遗余力。中国物理学会，民国二十年，成立于上海，何敎授被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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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等，同任敎于浙江第一师范。民国五年蔡元培长北大，以其对宋词有硏究，聘为北京大学国文系敎席，讲「词史」、「词曲学」及「中国诗文名著选」。其时，鲁迅亦刚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按词自隋唐以来已历千年，迄无备著，说明沿革及流变，先生所写词史，可谓开词史硏究之先河。因此词史与鲁迅中国小说史般，堪称对中国文学史硏究所得之双璧。先生前在浙江一师时之学生曹聚仁曾谓：毓盘师之词典学，在当时之北大与黄节诗学、钱玄同文字学、黄季刚音韵学，瑜亮一时。当年读到中国文学专题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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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2]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3]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4] 顾颉刚「悼蔡元培先生」。[5] 蔡先生次女晬盎教授、三公子怀新教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6] 王世杰「追忆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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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年年都获第一名。一九〇二年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大学矿冶专业学习，仍以「一根灯芯」的求学精神鞭策自己，成绩优秀，四年后进入美国耶鲁大学留学。一九一六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一九五一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五九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被批判，职务被罢免，也不低头，受到世人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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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一年五月中旬。第一次发掘后，用碳铅测定的一些出土木质器物的年份高达八千年！但部份专家对这一测定结果持不同意见。日前，由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实验室进行，碳铅再次测定，结果与前一次基本相同。因而令人信服，证明跨湖桥遗址比河姆渡文化还早千年。从跨湖桥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器物有：跨接肩颈双耳罐、骨针、带圈足的木盘、大量的动物残骸、石器等。其中跨接肩颈双耳罐、大宽沿直腹豆等陶器的形态，为浙江省其他遗址所未见，陶器上普遍发现的彩绘、镂空等装饰风格，也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基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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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辞职。」不日离京，回杭州去了。十二月四日，国民政府任命蒋梦麟为北京大学校长。其时，北大正处于经费拮据、师资缺失、人心浮动之际，如胡适所说「已差不多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迟迟未下决心接受此项任命，只是在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再三推动下，才北上就任的。北京大学的中兴胡、傅两人其时都在北大任教，前者为蒋的挚友，后者则为其在五四时期北大的学生，他们积极为蒋出长北大出谋划策，尤其是为充实办学经费之事多有筹划。一九三一年一月九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上海举行的常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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