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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情形说，无论是中国人作硏究工作，或是西方人硏究中国事物，都少不了类似辞海、辞源一类的工具书。这些书已经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与贡献也是没有疑问的。不过，就以辞源与辞海来说，其中有些条款的注释不够细密与谨严，甚而还会有错误与牴触的地方。这些缺失在初编时固在所难免，但于尔后之再版，增订时还没有弥补起来，就未免令人有「不无遗憾」之感。笔者对辞书是门外汉，无能力妄加批评，不过也曾发现有不妥的地方，诸如：伊川条：辞源（台湾，商务，民国五十三年一月续编修订本，台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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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读书、著书、藏书三大乐古人云：人之七情六欲，或喜怒哀乐，皆发于内而形于外，生于心而流于形，故见善而喜，见恶而怒，临丧而哀，临渊而惧。再如亲则亲之，远则远之，喜则喜之，乐则乐之，此人之本性也。未闻有违其本性而逆其形者，亦未闻笑中能悲，或悲中能笑者，更未有乐于心而形诸于怒，或怒于心而形诸于乐者，此皆自然之理也。不敏下愚之资，不敢奢言其他，仅就家传祖训「读书、著书、藏书」三乐并重之真义，试申述之：首言读书之乐。先哲言：读者，诵书也；书者，智慧之源也。朱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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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阳书院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四八四年），名”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隋炀帝大业年间改名”嵩阳观“又成为道教活动场所，宋太宗至道年间赐名”太室书院“宋仁宗又赐名”嵩阳书院“，与”睢阳书院“（又名应天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为天下四大书院，理学大师程颐、程颢，名政治家范仲淹、司马光等，均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文风鼎盛。嵩阳书院，位于登封城北三公里的太室山麓峻极峰下，两侧峰峦环绕，前有双溪汇流，院内有汉武帝所封”将军柏“两棵，阅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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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維三千之徒莫先顏氏睠言往哲式克似之故河南伯程顥體備至和躬承絕學元氣之會鍾於獨得聖人之道賴以復明繫百世之醇儒豈追崇之可後爰蒐盛典爵以上公於戯緬想德容儼揚休而山立聿新禮命敷渙號以風行服此寵章益綿道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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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惟孟氏以来千有余岁不有先觉孰任其承故伊阳伯程頣本诸躬行动有师法谓初学入德始乎致知格物〇随时从道在乎观象玩辞遗书虽见于表章异〇尙稽于封册胙之大国庸示褒崇于戯规矩准绳庶〇存于矜式山龙黼黻匪徒侈于仪章懋相人文以对休命可追封洛国公主者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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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孔子删书，未及二百九十载，即遭秦焚，遂佚。由汉迄今，则争论不已。国语曰：王室多故。多故，谓多难也。以文义，尚未尽合。其争论始汉，遂以汉书曰：（伯）夷、（柳下）惠，舛而齐声。舛，谓乖舛也、错乱也、庶几近之，遂取为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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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监察委员曹启文提议筹印四库全书，以宏文化基业。于是，这件酝酿了多年的大事，又在复兴中华文化声中引人注意。中华国寳傲视世界这部搜罗了中国历史上所有书籍，和当时民间流传的秘本而编纂成功的四库全书，堪称中国国寳，足以傲视世界。其中有些已经失传的作品，只有在四库全书中才能找到。可是，三百年来，这些书随着中国历史时势的变迁，有的毁于战火，有的分离失散；到今天，只剩下一部，幸运地藏在台北。这些往事，听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从头说来，眞是备感沧桑。蒋院长首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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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虚书契考释一书，乃罗振玉撰，台湾艺文印书馆印行。罗氏在本书序文中云：「感庄生吾生有涯之言，乃发愤键户者四十余日，遂成考释六万余言，既竟爰书其端曰，予读诗书及周秦之间诸子，太史公书，其记述殷事者盖寥寥焉。孔子学二代之礼而曰，杞宋不征。殷商文献之无征二千年前则已然矣！吾侪生三千年后，乃欲根据遗文补苴往籍，譬若观海无津涯。」罗氏浙江人，曾于民国初年，赁屋居住在安阳县小屯村附近，亲临洹河两岸硏究甲骨文数年，所以能以四十余日撰此名著，诚可敬佩。一、罗振玉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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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系统的造字方式。对此，学界多有论及。东汉许愼给「六书」以界说，认为汉字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等六种方式创造出来的。然而许愼并末亲眼目睹过商代文字，所以不能完全奉「六书」为不可违离的指针。唐兰先生在批评「六书」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三书」说，即「象形」、「象意」和「形声」㈡[2]。唐氏的观点，对文字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陈梦家先生曾撰文对其修正，并归纳出新的「三书」说，即「象形」、「假借」和「形声」㈢[3]。裘锡圭先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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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乾隆卅八年春，高宗弘历允安徽学政朱筠之请，诏开四库全书馆，尝自记曰：「癸巳岁，始思依经、史、子、集为四库全书，并令辑永乐大典中散篇成帙。然朕临御已卅余年，亦望七岁矣，斯事体大物博，时略嫌迟。」其意盖恐全书卷帙浩繁，岁月久稽，汗靑无日。于是遂兴撷取全书英华之想，同年五月初一日谕云：「著于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荟要修纂，于焉发其端緖。当时为迅赴事功，乃别设四库全书荟要修书处，以王际华、于敏中董其事。越五载戊戌，第一分书告成，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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