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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自来台后，更忧我国的精神问题，亦即学术思想问题。故此次由台中至台北，其一为就牟先生（宗三）请教。又其一、即为可及的学者们，究竟将要拿出什么东西来，以为复兴建国之具，如果有更好的，我们何妨弃学而学，稍尽个人之棉薄。结果，第一目的，算是达到，牟先生诚恳磊落，适如其信，他是北大专门治西洋哲学，尤其爱好逻辑及黑氏怀氏学说，卒业后，专治中国哲学，是地地道道科班出身，比自己强的多了。余因身弱，二十一岁才读书，记心极坏，看过即忘，且半路始改念哲学，可以说是个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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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学教授周世辅先生，历任湖南大学、国立师范学院、政治作战学校等校教授四十余年，著有中国哲学史等书三十余种，其中一部分流行于韩国。本年三月二十六日，与孔德成、谷凤翔、邓昌国先生，共承韩国韩中文化协会与韩国国际文化协会之邀，赴汉城出席韩中传统思想学术会议，廿八、廿九两日在该国国土统一院开会，周先生报告论文为「中庸之道与现代思想」，博得舆会人士好评，他曾至成均舘大学讲三民主义要点及蒋经国先生当选总统经过，又曾拜访崔总理圭夏，文化部长金圣镇，商谈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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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思想，秦前诸子竞起，百家争鸣。秦兴，以法为治，惟武是尙，民以吏为师，禁绝诸子百家之言，欲以愚黔首而永一统，天下名之曰暴秦，无道秦，卒二世而亡。汉初用秦法，间以黄老，武帝时始崇儒术，诵经书、言王道、抑诸子百家而尊孔。惟汉代经书间出，经义诸须解释，故诸儒皆重训诂，四百年中，考订字义，求明求当，学有师承，更阐师说。儒家文化，遂昌明而卓立。汉亡以后，历魏晋而南北朝，老庄与释氏之学说，泛滥于中国。与儒学甚多抵捂。至唐兴始又本六经之旨，重订正义，以端时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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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今且欲延一二学问之士，以尽其羣丑，不知薰犹不同器而藏也。又与杨雪臣书曰：「惟念昔岁孤生，漂摇风雨，今玆亲串，崛起云霄，思归尼父之辕，恐近伯鸾之灶」。可见其心之苦。自羣奸效顺，天下皆知淸廷意向所在，始相率就范，不敢运其耳目心思之力于所当用之地。而王顾黄诸大儒之学术思想，遂乃相戒而不敢过问，久之习非成是，则且以其业为时主之所奖，王公、疆帅、牧令之所尙（两宋常有道学之禁，明世王学亦常受禁，独淸代汉学，始终为官僚所拥护）乃忘其为一技之长，意以学术自负，而上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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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卓越贡献。由此观之，承传中国道统者，应是才智卓越，功德俱备者。汉帝唐宗，虽对国家亦有不少贡献，不能称为道统之传承者，其德不足乎？孔子则仕途多蹇，周游列国不遇，乃设帐授徒，开私人讲学之先河，后人尊为至圣先师，诚当之无愧。尤以整理古籍，统合而成中国的正统思想，由其弟子而发扬光大，汇成一股学术思想洪流，成为中国传承几千年的宝典，其贡献是至大至久的，硏究中国学术思想，以儒家为主体，以孔子为源流，是有道理的。吾故曰，周公为中华文化之集大成者也，孔子则中华学术思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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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这个原理，是与道家相通的。）所以宋儒特别提出儒家来，做建设中国文化的基础。他们在破坏之余，要作建设之事业，自然须有个中心势力，不容如魏晋思想那麽纷歧。因此，宗主儒家，尙不打算他们规模狭隘之征」。（同上）熊十力先生又说：「魏晋以后，中国学术思想，几被印度佛敎排斥殆尽。有宋诸儒，起而恢复儒家思想。于是中国人始认识自己。自典午之祸，北中国全沦于胡虏，唐太宗起而振之，未几，而天寳之乱，浸淫成藩鎭之局。藩帅又多胡人，自是迄五代，与夫辽金夏之割据，中国之危亡也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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