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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撰述者，林文月女士，是「台湾通史」著作者连横（号雅堂，又号剑花，谱名神送）外孙女，其母夏甸为雅堂先生长女，亦即连战先生大姑母。雅堂先生八岁启蒙，幼读诗书，及长读诵论语、孟子、春秋、战国策、礼记、左传等书。弱冠之年，光绪廿年，甲午战争，清师败绩，翌年签订马关条约，割台澎给日本，规定台湾人民至光绪廿三年可以自由离台。雅堂年十八目睹亡国惨痛，不愿改籍，又遭逢父丧之痛，顿感家园境遇之凄凉，亟力设法归国学习或就业，光绪廿三年，雅堂赴上海、南京，原拟入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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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生活也是蛮有趣的。抗战胜利时，我赋闲在家，有位亲戚奉命接管台北航务管理局，我也跟他去当了十月「专员」，日里办公时间，照例读我的书，但住在公家宿舍，人太嘈难，晚上实在不便读书，只好闲荡，这一段不读书的日子，写来太长，本文要谈的是民国二十一年春季的那段日子，那时我十一岁，跟父母避难在上海。很少人知道我生在浦东，黄浦江对岸即是十里洋场的上海，父母亲皆是苏州人，但我出生的前后那几年，父亲却在浦东工作，住宅虽小，印象中客厅天花板正中那支灯泡很明亮，四、五岁那年返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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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整整七十年前，日军侵华，爆发了八年抗战。该年八一三战役后大上海俱陷敌手，自由天地仅余上海滩一地，所谓上海滩，即黄浦江边英法两租界的外滩，向被称为「十里洋场」是也。当年该地方圆被目为「孤岛」，置身其间，绝难嗅出战火。白人统治阶级高高在上，标榜中立，因此变成了敌我双方正邪斗争的不二场所，但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仍然是舞照跳、马照跑的局面。英租界内有跑马厅，法租界内有跑狗及回力球场，以上三地就是公开合法的赌场，不知挤去多少同胞的血汗钱。赛马到处可见，唯跑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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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一千元致贺。垂暮之年，能偕长女月明、侄女彬莲、外孙女周艳萍三代参加苏杭旅游，观赏名胜古蹟，虽稍增团费负担，但却获得旅游妥善照顾扶持，益增亲情和乐趣，甚感高兴！经照旅游行程表安排，于十月十七日上午十时卅时，从长沙黄花机场乘东方航空公司班机，飞上海虹口机场，下午一时卅分抵达，先至富豪金丰大酒店，迨傍晚与理事长黄耀甫率领的旅游团友们会合，相互招呼寒暄，情谊可贵。四、参观世博如入宝山而空手归十月十八日的上海，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凉爽舒适，大家随着当地导游郑小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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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简称为「沪」，因为吴淞江的下游又称沪江；宁波简称为「甬」，其来由则为自宁波三江口起至鎭海招宝山出海那段江水叫做「甬江」。由之，所谓沪甬轮船，亦就是上海驶宁波的航轮。宁波人谋职发展，多数是在上海市，因而，这条航道往返的旅客及货物，非常繁忙，生意兴隆。当年，航轮往返准时于每天下午四时许，由上海驶往宁波有二艘客轮，同时，在宁波方面，亦在下午四时许，有二艘客轮开往上海，等于是，两方面对开，行程时间是，下午四时许开船，翌晨四时许，双方互达目的地，约是十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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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为通商大埠。中外交通之枢纽、亦为欧美科学文明争奇斗胜之地。余于民六年就读南方大学之时，深感吾国科学敎育之落后，实为积弱之因，而女子敎育尤待开拓。乃于民七年与俞文耀女士共同创办坤范女子中学于梅白格路。嗣南大民十年毕业，考入上海面粉交易所，公余仍在女中执敎不辍。而面粉交易所系沪上闻人王一亭、杜月笙两氏先后担任理事长，汪明甫氏任常务理事、王、杜、汪三氏俱热心公益、经常以交易所盈余若干提作救灾恤贫曁社会慈喜事业之用、余建议创一女子中学以破重男轻女风气，首获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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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的晋京，原准备作一次一二十天的短期观光旅行，即须赶囘上海。殊知即此一去，竟就在南京定居久住了下来。事情太过出于意外，値得谈谈。如读者不慊烦琐，话得从头说起。我是个道地松江土著，只以生长在偏僻的泗鎭鄕下，加以从小就去了上海寄读就学，对于家鄕松江，除了泗鎭而外，几乎完全陌生。因此我的鄕土观念，向来就十分淡漠。可是自从民国十六年在松江党部服务了两年多以后，与地方上各界人士，始终相处得融洽无间，而且结识了许多松江朋友，倒也并非全是泛泛之交。其中不少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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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周先生台鉴：在八月一日出版的同鄕月刊内，拜读黄影帆先生的上海大新公司忆旧大文后，本人亦有一点补充。拜读黄先生的大作后，好像本人似已囘到五十年前在上海时的感觉，那时候我住在白克路口人寿里（宁波同鄕会的斜对面），我看着大新公司打桩基起而后大楼落成开幕。大新公司内当时装有自动扶梯，实是新奇玩意，不像现在自动扶梯已普遍化了，可是在五十年前的上海来讲，大槪当时多数的人确是第一次看到。我无事时领着外甥女去大新公司乘自动扶梯，可是现在去过上海的人说该自动扶梯已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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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在这码头上，不知送过多少好友，去香港、去大后方，地方虽然不同，但目的都是一个，那是去参加抗日战争，献身救国行列。在这码头上，不知演出过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这些故事，有部份或多或少和笔者有些关系，往事历历如目，记忆犹新，就好像是昨天的事情，如今一一在目前映演，使我百感交集，感慨万分。黄浦江畔，依旧是灯红酒绿，繁华如昔，可是这中间已隐伏着很多危险，当时的十里洋场，已成为匪谍的活动场所，继抗日战争后又一次国家重大危难，像暴风雨一样又侵袭到我们身上。当时，我离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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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事，毅然应命。那知在我那里出出进进的七十多位白面书生，几乎个个都是南蛮鴃舌的福建人，语言上的阻隔，使我伤透脑筯，两次辞职，竟接到陈果天先生的一封亲笔慰勉信，年轻小伙子的我，不免受宠若惊，于是琢磨了半天，直接上书。接着便收到秘书长罗时实佩秋先生（现在台）的电报说陈先生召见。在鎭江过了一宿，第二天（十月六日），带了一位由省党部所派的程宗栋先生一同返苏。在鎭江车站听说上海吃紧，及南京刚刚被炸，遂急急赶上上午十时的快车，沿途警报不绝，终于在无锡车站被炸。幸我适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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