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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开庆兄的「民国新修四川县志丛谈」一书,以「巴县志应属首选」,谓其「能适应今日社会政治经济之发展」。并谓其「足于此窥见民初整个川局之演变」,而其「记述辛亥革命重庆成都起义之经过,尤足为国史之重要参考」。这正指出了方志的功能,即章学诚所谓国史要删是也。其实,四川新修方志,如「犍为县志」,亦有可取处。这是开庆兄也说过的。日昨偶读「图书季刊」新一卷二期,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出版,中有署名「衣」的「犍为县志」的介绍文,値得一读,因节录如左,以为「四川文献」补白
县志犹国史也,前人论之详矣。吾犍邑乘,自逊淸嘉庆甲戍间,经邑令金华王梦庚主修,迄今百二十年,非特未常增辑,即其旧版亦因兵燹荡然,君子耻之。民国六年以后,虽有罗绶香印焕门诸先生先后筹款设局,延致人材,从事增修,而政局不常,旋作旋辍,竟至纂辑未成,志局已奉令裁撒,而犍为文献之稽徴,遂陷于绝境。洎乎甲戍,巴县陈公世虞权县篆,籍适备员敎育科科长,佐理县政。以省内外各市县敎育机关文化集团,纷纷来函徴求县志,讫无以应,陈公病焉。爰嘱籍商同县绅孙延珍、戚昌仲、潘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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