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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被黄宗羲拒绝。朝中大臣便推擧万斯同为博学鸿词科，万斯同也坚辞不就。以后，大学士徐元文出任修《明史》总裁，又荐他入史局。黄宗羲觉得修《明史》，事关忠奸评判和子孙后世的大业，有万斯同参加，可以放心。便促万斯同赴京，并在赠别诗中以「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相勉。当时，凡入史局者署翰林院纂修衔，授七品俸禄。万斯同遵黄宗羲嘱咐，上京后宁愿寓居于徐元文家，不署衔，不受俸，以布衣入史局，修《明史》，前后十九年。他熟悉汉以下制度沿革和明代史事。当时，参加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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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与明史黄宗羲（一六一〇—一六九五）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黄尊素（一五八四—一六二六）的长子，余姚黄竹浦人。其父黄尊素因反对魏忠贤被杀，宗羲为报父仇，杀了仇人魏忠贤的走卒许显纯，参加复社。清兵南下，宗羲拥护朱以海监国，在家鄕余姚集合子弟兵数百人，成立「世忠营」，后来和上虞一带抗清义军会合数千余人建立「四明山寨」，成为浙东抗清劲旅之一。抗清失败后，眼见复明无望，即回故鄕极意搜求明史资料，潜身撰写「明史」。当时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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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七年，开博学鸿儒科，浙江当局推荐万斯同。为了坚持民族气节，他拒绝应征，而到昆山徐干学家编纂《丧礼》。十八年，清政府下令修明史，干学之弟元文任监修，邀请万斯同和万言参修明史。四十二岁的万斯同与万言一起来到余姚向老师辞行。黄宗羲赠诗三首，告诫他们「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还把其父黄尊素所着明代《大事记》、《时略》和他自己编的《三史钞》、《续时略》送给这两位学生。万斯同在与师友分别时表白了他北上的动机：「吾此行非他志，显亲扬名非吾志也。但愿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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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事，以及其他公卿志状疏草命胥钞录，差不多有几十跌之多，可惜书还没有写成功，因健康不佳而得病身亡。上面这一些资料，庄廷镚设法获得后，即刻聘请人员，夜以继日编辑并补崇祯一朝之事，乃成「明史」，但因冗杂，没有什么价値。不过有些地方，指斥淸朝。其后，庄廷鑨不幸死亡，生前无子。剩下遗产，为数甚丰。廷鑨父亲胤城，不禁泪落满面，哭道：「我三个儿子，单单第二个儿子，生前无后，但他有未完成之志愿，我必须助其完成。先刻书，然后再办理置嗣。书成以后因羡慕当时知名度颇高之吴炎和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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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事大面广，某个人出来搞什么辞让也不是很得体。再者，如果朱元璋当时真要授刘基公爵或侯爵，而被辞让掉，那么刘基在伯爵的排位上也不可能屈居于汪广洋之后。第三种说法应该最有道理。朱元璋仅封刘基为伯爵是有意识的压制。《明史·刘基传》记载有这么一件事情：「其冬，帝手诏叙基勋伐，召付京，赐赍甚厚，追赠基祖、父皆永嘉郡公。累欲进基爵，基固辞不受。」洪武元年10月29日，朱元璋追赠刘基祖父刘庭槐、父亲刘爚为永嘉郡公，追赠刘基祖母梁氏、母亲富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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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至十四岁，已遍读家中所有藏书，并尽知其大略，于是便开始就学于黄宗羲，熟读二十一史和明十三朝实录，几能成诵。当时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学习却从未中断。「入夜无油，就月光读之。」正是这种勤奋精神，使他最终成为名重一时的著名学者。一六五四年，万斯同十六岁，寓居海会寺，又遍览了邸报、野史、家乘，学问日益精深，尤其是明史。但从有关记载明代的史籍中，万斯同发现了许多庇漏，于是决心仿《通鉴》体例，编写一部《明史》。他在康熙九年（一六七〇年）写的《寄范笔山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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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斯同（一六三八—一七〇二），字季野，学者称他石圆先生。是明末清初浙东学派中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博通诸史，尤其娴熟明代掌故，以布衣进入史馆，经过十九年的努力，手定「明史稿」五百卷而闻名于世。乾隆年间刊定的「明史」虽然署了「横云山人」即王鸿绪的名字，其实都是依赖万斯同幕后总纂之力。今宁波「天一阁」所藏的万季野「明史稿」列传部份十余册，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故他修编「明史」的功蹟名震朝野。时人称赞他在史学上的成就，「刘知几、郑樵不能及也」，是司马迁、班固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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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视公卿，屹立乾坤为明朝留下信史的功绩。令宁波人引以为荣的万斯同，其学术成就，人格力量何在？身后不入万氏白云庄祖茔而归魂于此，又是何为？万斯同，鄞县人，生于公元一六三八年（明崇祯十一年），字季野，号石园，人称石园先生，系明户部主事万泰八子，他八岁能背诵杨雄的〈法言〉，终篇不差一字，十六岁寓居城外海会寺，锐意攻读二十一史，再习明十三朝实录，披览邸报、野史、家乘，后与兄弟八人，奉父命受业于黄宗羲，学问益进，继承了浙东学派理学，并成为杰出的明史专家。他生活在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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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建文三年（公元一四〇一），在象山半岛东北隅，一大股凶悍的倭寇登岸，至汤岙、潘家磡一带烧杀抢掠，遭到当地钱仓所守军的坚决抗击。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激战中，涌现出一位可歌可泣的抗倭英雄——易绍宗。易绍宗的壮烈事蹟，《明史》和《象山县志》中记载得虽简略，却精彩动人。全文如下：「易绍宗，攸人。洪武时从军，有功，授象山县钱仓所千户。建文三年，倭登岸剽掠。绍宗大书于壁曰：『设将御敌，设军卫民。纵敌不忠，弃民不仁；不忠不仁，何以为臣，为臣不职，何以为人！』书毕，命妻李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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喩今，将二者结合起来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所以，他主张寓褒贬于史，使史书起到「扬善惩恶」的作用。他说：「大奸大恶将何以征创乎？曰：苟其人之行事载之于史，传之于后，使千载而下，人人欲加刃其颈，贱之为禽兽，是亦足矣。」（《破邪论》）第二，正因为他着眼于现实，因而十分重视与现实联系最为密切的现代及当代史的编写。明亡之后，探讨明朝治乱之源成为他毕生的志愿。他说：「国可灭，史不可灭。」（《董公墓志铭》）在跟随鲁王抗清之时，记录了亲身经历的南明史，将其汇编为《行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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