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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注《方言》较为特出的例子,而所使用的语言,均为当时的晋语。由此不仅可看出汉、晋语言递变之迹,亦可看出语言混合之象,以及语音的变化,这就语言学的观点来衡量,意义尤为重大。至于语义方面的广狭迥异,或义同语异的转变,因篇幅不够,容不再作说明。欲知其情,请参王国维先生所著《观堂集林》卷五<书郭注方言后>。五、孔颖达《五经正义》:此书的出现,可说是义疏体发展的结果。而义疏的滥觞,似乎可以上溯至郑康成。[4]我们皆知,郑氏笺《诗》,是以宗毛为主。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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