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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考古学权威李济敎授,湖北钟祥人,本年由台大退休,记者胡有瑞君所写的这一篇特写,把李先生刻划得淸雅古朴,成为一个典型的学人,也成了一个风格高标的湖北人物,特转刋于湖北文献,以示湖北人物之特出。古所谓淡泊宁静,于此益足征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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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説:「我們考古的人,不能家藏古物據為私有因為古物是屬於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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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多年的糖尿病和心脏病反倒忘了。在这半年间,脚不能动,可是他的手和脑,却是不停地工作,就在自己生辰的前夕,他完成了夙愿——安阳发掘史英文本的脱稿。安阳发掘,是李敎授钻硏考古学半世纪中最得意的一章;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都是値得大书特书的一页。民国十八年,他在安阳发掘了殷墟古迹,而由这些殷墟所遗留的器物中,使人确切认识了商朝文化,也使人们确实地掌握了史前文化。书是脱稿了,问题也接着产生,「在那儿出版?」「出版、印刷的经费从那来?」一位美国朋友向他建议: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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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公定的节日,只是中央硏究院历史语言硏究所考古组同仁们为了纪念民国十七年十月十三日破土开掘河南省安阳县殷虚,在每年的这一天定期聚会,我们私自称它为「考古节」。安阳殷虚的发掘在学术界是一次壮擧。这遗址的开掘也为中国考古学史揭开了新的一幕。这一日子的到来并非偶然,而是有它深远的背景。这话要分以下的几方面来说。就广义的考古学来说,在中国本有一段传统的历史。它的萌芽可推溯到汉代,而眞正成为一学门的开始,至少可以推早到宋代。如南宋吕大临的考古图一书,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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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教育界与学术界共同提倡、奖励的文化事业,种类繁多,包罗万象;但是就纯学术的观点说,绝大部份完全是输入品,在中国的传统中,找不出深厚的根基。唯有近代考古学可以说是少数的例外,融合了中西两个传统的科学事业。这也许就是近代老古学的业绩之所以为一般学术界欣赏的原因吧!讲到这门学问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实在是近代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段佳话。我所指的是:在民国初年,北平学术界与国际学人合作,发现并完成北京人发掘的一段故事。这件事跟我这篇文章所要谈的似乎不相干;但是就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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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can be verified with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or tortoise shells of the Shang Dynasty, so as to determine the identity and age of tomb occupants.殷墟,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是我国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从1928年起,李济、董作宾等我国第一代殷墟考古学家们就在这里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进行深坑发掘,发现商代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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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骨文的发现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在此之后罗振玉、王国维等的研究,发现《史记·殷本纪》中的先公先王之名,绝大多数都见于甲骨卜辞之中,从而使商代的历史成为信使,把我国有文字可证的历史上推了上千年。甲骨文的学术价値引起金石学家、收藏家的极大兴趣,一时间重金搜求,这就导致了人们在安阳小屯村一带到处挖坑寻找。这种非科学的发掘旨在攫取甲骨,对甲骨埋藏的情况及周围的遗迹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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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是我国学术机关首次独立自主采用近代科学的方法对古文化遗址大规模的发掘。它培养造就了几代考古学家,标志著近代考古学在我国的诞生,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在正式大规模发掘之前,董作宾被派往安阳先期调查甲骨文出土的情况,经过广泛查访和实地考察,得出甲骨挖掘未尽的结论,并呼吁国家学术机关发掘刻不容缓,以防止私掘滥盗造成损失。这样,才开始了殷墟的科学发掘。在十五次发掘中,董作宾主持和参加了八次,以后还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的身份,对后几次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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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在中央硏究院历史语言硏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领导下,由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等,对我国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之重要遗址—城子崖遗址进行发掘,成果丰硕,经整理后于民国二十三年由史语所出版。傅所长在序中说:「这是『中国考古报吿集』第一种,又是中国考古学家在中国国家的学术机关中发布其有预计的发掘未经前人手之遗址之第一次。我以为这是値得纪念的事情。」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不仅首次把龙山文化展示于世,而且开辟了中国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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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的确信的,可认辨出来的几项,作出简明的叙述。在有些领域,如服装、绘画、艺术、音乐与语言等领域,作者个人或任何其他考古学家都还辨认不出这种朝着单一方向前进的趋势,本书就略而不谈。但是,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考古学呢?考古学硏究的对象是人类改造自然界(土地)或自然物(动植物)变化的踪迹。事实上,假如人类的活动总是产生了一些具体的成果,并遗留下一些可供辨认的物质痕迹,那么,考古学在事实上就提供了一种人类活动的历史。当考古学考虑到它所硏究的东西是包含着人类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