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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錫恩生於一八五二年，字伯晉，別號是國先生，是羅田古羊山人，晚年遷居羅田鳳山鎭石淙河（中）村，（現已改城關鎭縣府所在地），西邊約十餘華里就是他故居之地。幼穎悟，未成年卽考取了秀才，深得張之洞賞識，後就讀於武昌書院，學業日益精進，在一八七六年，湖北優選貢生，名列第一，於一八八三年，又考取了進士，授翰林學院編修，因文思敏捷，才情奔放而頗受推崇，當時大家將他同江南才子張百熙合稱爲「北周南張」美譽。錫恩先生在翰林院供職期間，痛感國力衰微，民生凋敝，曾多次大聲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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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主要业绩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爱国爱民，嫉恶如仇，坚持正义，敦尚风节光绪初，山西、河南、河北，三省发生严重旱灾，饥民逃荒。饿殍遍野，黄体芳目睹时艰，为民请命，强烈要求清廷反省，修明吏治。所上奏折切中时弊，鞭辟入里，且所提举措又合理合用，于是开始引起朝廷重视。接着他纠弹户部尚书董恂为朝中奸邪，揭发山西巡抚鲍源深玩忽职守，匿灾不报。又配合张佩纶等为甘肃高台、四川东乡农民无辜被杀冤案，对该两地官吏进行弹劾。它尤其痛恨损害国家利益的官员，不但提出弹劾，还往往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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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領導本黨十三年來，恪遵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先總統 蔣公中正先生的遺訓，致力革新政治，繁榮經濟，普及敎育；並且推行均富政策，改善社會風氣，績效昭彰，不僅普獲海內外同胞的擁戴，抑亦廣受國際要人的推崇，眞可說是我國亙古以來所未有的情勢！我從本（77）年一月十三日晚間，突然聽到 蔣總統經國先生不幸逝世的噩耗以後，心中覺有一種說不出的苦悶和哀悼！追念 蔣總統在世時對我有左列五次恩惠，足可證明他是一位親民愛民的革命領袖：第一次恩惠：蔣故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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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三不祥，一有贤而不知，二知而不用，三用而不任。」斯言已充分说明贤而不遇，实是国家的大不幸，贤之为贤，固自若也。比如：陶渊明抱爱国爱民的热忱，具救时救世的经纶，壮志翺翔，终不一遇。结果，对他本人，毫无所谓，他把握住：「素贫贱行乎贫贱」的宗旨，坚定自守，心无罣碍，泰然处之，安于逆境，以乐天年，度数十寒暑如一日。及其逝矣，以其遗留的人品与作品，昭示后人，一面就他个人而言，不假飞驰之势，名垂史册，居最高贵最光荣的地位。一面就人羣社会而言，由于他之遗敎，无形中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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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武帝，慨捐家财之半，以纾国难。当卜式晚年，南越吕嘉造反，一如北方匈奴之寇边，使南方汉家人民遭受涂炭。卜式听到这个消息，赶紧上书武帝，大略说：国家有难，是人民之耻辱，现在南越造反，臣虽老迈，愿率领儿子，随军前往，同赴前线，杀敌报国，万死不辞。卜式这种输财助饷率子赴敌，可说眞正是爱国爱民之典范。说他是农人中之知识份子，谁曰不宜？再看工人中之眞正知识份子。孟子滕文公篇说：「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史记孟、荀列传说：「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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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祖国，曾、林、邓爱的同是清王朝，而曾爱国有罪，真是太不公平了！后人（解放后某些人）扣给曾国藩的「卖国贼」、「刽子手」帽子，与他的爱国爱民思想，极不相称。关于这两顶帽子，后文均有所评说。（待续）[1] 《全集·诗文》第八十五、八十四、四、二十六、六、八十六、六十三、六十八、四三〇、二十六、四十八页[2] 《全集·诗文》第八十五、八十四、四、二十六、六、八十六、六十三、六十八、四三〇、二十六、四十八页[3] 《全集·诗文》第八十五、八十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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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故总统经国先生于元月十三日逝世，举国哀悼，三十年来则彬渥蒙恩煦，情深谊笃，丁兹大故，更增无限的悲哀，敬将当年修建中部横贯公路经过摘述，以悼念其丰功伟绩与爱国爱民的情操。经国先生于民国四十六年四月廿七日华诞，与本文作者在横贯公路胜光山地合影，并亲笔题赠纪念。中部横贯公路是本省第一条贯穿东西两地方的主要交通动脉，从它完工廿一年来，为我们提供运输的便利和带来经济的福祉，实在难以估计，凡走过中部横贯公路的中外人士，无不为其鬼斧神工及沿途壮丽峻秀险奇的景色而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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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夏天，睢寧縣婦孺皆知的原副縣長、江蘇省政協委員王愷如先生與世長辭了。老人家面容安詳，靜靜地躺在病床上，彷佛睡去。眞不敢相信，這位一生正直忠厚慈祥和善的老人竟與我們永別了。王愷如在抗戰前夕和抗戰時期，曾屢冒風險，營救愛國人士，支持抗日救亡運動。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年，王愷如任河南開封市公安局長，閻錫山、韓復渠等多次下令逮捕抗日激進分子，將他們關押在王管轄的監獄中。王愷如不但不肯殺害愛國人士，還主動配合設法營救釋放他們。一九三一～一九三六年，王愷如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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