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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批评官吏不思振作,互相敷衍迁就。他说,「吏治之所以日益刓敝者,在于上下之皆不能举其职。牧令痿痺于下,台司道府扶护于上,而百事坠坏矣。」[1]对此,樊增祥曾设喩鼓励下属克服困难,振作精神办出实绩。他称「作官与治家等耳。一家之中,以贫悴之故,遂一切无心整理,一任儿女啼号、门户凋落而不顾,识者知此家必不复兴矣。一邑之长,……一任百姓顚连、庶事废弛而不顾,识者知其官运之不长矣。眞能手、眞志士,虽穷益壮,无资而豪。」[2]但无论他怎样激励或示警,他也无法改变
利权丧失中奋起,一方面看到了中国发展的希望,「工业与经济同时发展,武汉人心渐有兴奋之机。」[2]新式学堂则造就了一个新型知识阶层。湖北在一八九六年以前,在武昌已有经心书院、两湖书院、江汉书院、自强学堂、算学方言学堂,规模宏大,学生众多,提倡分门硏究。一八九六—一九〇二年,实行「书院改章」,中西学并重,并创设武备、将弁、农务、工艺等专门学堂,聘外国人任敎。一九〇二年以后,逐步实行新学制,设立文高等学堂(由两湖书院改设)、文普通学堂(由自强学堂改设,相当于完全
界,四变吾国实业界为至足实业界,五变吾国敎育界为完美敎育界,六变吾国军事界为强大军事界,七变吾国外交界为灵敏外交界,八变吾国时事界为光荣时事界」。[31]可知该刊在思想文化、社会实业等方面的革新上颇有抱负,这群青年已充分认识到中国原有学术文化的不足和社会的落后,准备引进世界各国新的政法、文学、哲学、经济、敎育、军事、外交、时事宣传的学理和方法,从而开拓了人们文化革新的思路。当然由于时间短促,他们作出的实际成果距其理想甚远。[1] 《沙头(市)答问·八月
千年长屈伏,吁嗟专制人,不如自由物」。[11]要点之四,是主张以西学补充中学,以新学代替旧学。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确曾有其辉煌灿烂的时候,「当成周之末,为学界大放光彩时代。若儒家、若法家、若农家、若名家,类皆持之有故,言之有物,蔚然成专门之学」;然而「递嬗递降,二千余年,一坏于训诂,再坏于老庄,三坏于词赋,四坏于章句考据。匪唯精神无存,而形式亦不知归于何鄕矣」。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徒托空言」、而西人之学「由虚而渐趋于实」的情况下,「取他人之长以补我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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