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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失协调。第一种原因,是吃了「塘沽协定」的亏,有此协定,决定了华北以后的局面,因在协定规定不得设防,日本各地特务机关,无时不在监视。政府在七七事变以前,仅在长辛店驻有工兵部队,祕密作了一些钢筋水泥的掩避体,竣工后立即遮盖起来;惟恐机密外泄,此外从未进一步构筑,即连事变发生的地方—芦沟桥,也无预设工事,故事变一起,我军即无所凭据。张垣的赐儿山,水母宫一带;曾就战术上之需要,假借美化风景名义,费尽心机以钢筋水泥添筑了几处亭台及小型寺庙,就成为张家口战役唯一可用
能阻止日军于长城之线。至五月中旬,日军已连陷滦东诸县,进逼北平近郊。南京国民政府于此平津危急朝不保夕的紧要关头,任命黄郛(膺白)为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令其即行北上与日军谈判停职,结果乃有五月三十一日塘沽停战协定的缔结。塘沽协定系在敌兵压境的危局下签订,其目的在暂时保全华北,诚如胡适之所说:「是一种不得已的救急办法。」但政府的用心当时并未获得社会的谅解,一般舆论,多诋为丧权辱国。而一向不满意于国民政府的集团与个人,遂以塘沽协定为攻击政府「不抵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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