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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特派员先后为汪土星、谢宗传、李志方）、台中（陈伯懋、苏珩）、台南（王继朴、陈伯懋）、高雄（魏培德、谢宗传）、花莲（魏培德、李尔康），每处都设有电台、报务员，务使我们新闻的触角能深入全省的每一角落。民国卅六年「二二八」事变，本来是查缉私烟酒因执法人员处理不当酿成人命的个别案件，一日之间爆发为暴力残杀、全台大乱的场面。这在成立刚一年的台北分社，可以说是一次严格的考验。事变发生后，虽然立即宣布戒严，但是暴徒到处打杀，不但在街上杀人，也偶尔会冲入机关民宅，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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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抚。任中适逢马关条约国耻，清廷割让台湾予日本。唐景崧与他麾下的由刘永福统率的广西人为主的黑旗军，结合不愿降倭的民众，奋起抵抗复土，在无大陆奥援的情况下，与日军搏杀，最后虽然不敌，唐氏内渡，但这一段广西人率全台民众抗倭的历史，弥足珍贵。又过五十余年，台湾重归中华民国版图之后，不幸发生「二二八事变」，同胞相残，全台蒙尘。幸而国民政府在事变后派大仁大智的白崇禧将军来台宣抚，他体卹黎民，在手握生杀大权时尽力保全庶众，为社会疗伤止痛，终于将大事化小，使台湾安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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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嗣康先生，理化老师戴圣明先生，地理老师卓慈贞先生等。校方大力扩充图书馆，添置理化仪器，兴建校舍，举办校运会。校长常邀请名人来校演讲，那时奉中没有礼堂，借用校门前武庙作为场地，有一次阮毅成先生来校演讲，讲题为「智仁勇」，非常动听，印象深刻。李兴华先生来奉中担任教务主任之前，她曾在台北市成功中学任教职，听说「二二八」事变险遭不测。戴老师也是从台湾回去的，可能受到同样遭遇吧！「二二八」事变受害人各省各地人士都有，至今事隔五十多年，国民党政府要员出面道歉，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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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终站贵州省独山站历时二十六天。十一、二二八事变民国卅五年秋，余承友人朱镕坚氏之邀来台。过沪，顺便挈其夫人与其小姐公子三人，搭招商局货轮，凡三天抵基隆。朱氏已在轮埠相候，上岸，即乘火车至台北，住某旅馆。时台湾未如今日繁荣。男女皆拖木屐，不穿袜子，女工还戴尖顶笠帽。记得当时，余患疟想喝稀饭，徧街找而不得。翌日，向公共工程局报到，分派冈山阿公店溪水库服务。工程处设台南与高雄之间冈山鎭。朱氏系工程处主任，局派余为副工程师。工程地点在离鎭十二公里外山区，名燕巢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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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交通，严防破坏，同时，应由接近华北的战区赶速派队收复华北各省，进而安定东北，待华北各省完全安定后，再接受日军投降。但这意见也未被中央所采纳。建设新猷最为人所称道的，是民二十年起，他在广西极积推行三自政策以实现三民主义，结果是全省治安良好，征兵极易，人民乐业，生气旺盛，政治淸明。轻易定乱见于民国三十六年奉派处理台湾二二八事变。当时军民双方各死伤甚重。他到台宣慰，一切从宽，人心大定，乱事遂得迅速了结。故台人对他非常感念，他逝世后，纷纷到台北参加他的丧礼。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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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驻田中镇，忆李传芳先生：民国三十九年二月间逵修哥复任团长，由东势、田中、二林、集集数易驻地。于驻田中鎭三潭国民小学时，台北的李传芳先生亦携眷来田中与逵修哥分别住在该校仅有的两栋宿舍中，我们跟着逵修哥叫他表老爷。据说传芳先生早于民国三十六年「二二八」事变前即来台，任职烟酒公卖局总务处长，因其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能讲流利的日语，留着仁丹八字胡，所以在「二二八」事变时安然度过。民国三十八年、九年间，大陆情势逆转，中共叫着要血洗台湾，他怕台北战时会受到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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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台湾地区弥漫着种族对立氛围，二二八事变已变成神主牌，有鉴于此本人愿将蒐集多年的资料公布，与各位乡长分享，何谓“真理”。（一）陈仪以小问题造成大错误中国接收台湾的初期，台胞怀抱很大的希望，认为将来可以过自主自由的生活了。当时对国内接收的人员均有好感，称他们为「唐山人」。后来因见于接收人员行为并不正大光明，乱拿封条查封日本人所留房屋占为己有。而且讲话不通态度傲慢，唐山人变为「阿山」，由阿山转为山猪，这样就有了岐视感。陈仪主台施政，刚愎自用。先行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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