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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介绍我自己我姓梁名松年字寿彭,河北省吴桥县人,民国元年十二月五日生,十七岁时瀛南中学肆业,因家庭变故未能继续就读,内心感伤甚大,无奈前往昌黎县就业,十八年春节后先父来寻,带我赴黑龙江省安达县,谋得县政府一书记职,二十年九一八事变被迫返鄕,二十一年春至沪,任职上海警局,二十二年冬,同学张增祥兄函邀至烟台任职于烟台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张奎文世伯于七七事变后不久前往南京,临行嘱我返家,当时日寇已沿津浦线向南攻击,不愿返鄕而留在烟台再作计较。参加敌后游击抗敌
外围的后方治安,复调我到昆山组训民防力量,支援前线运输,到第八、十五两集团军坚守到最后一分钟,经中央下令作战略转进之后,我率同民防部队撤守鎭江,与疯狂进攻鎭江的敌军背水一战,终于弹尽粮绝,江苏省的首善之区,变为空城一座,我率领少数弟兄,绕道南京,向组织部报到,消息来源,江都,仪征,天长,六合亦相继沦陷,南京城亦在积极备战,唐生智奉命死守南京,当时,局本部给我指示;率领残余的部队,沿江北上,到敌后去打游击,我们所持的武器,于敌军的精锐相比,如同象征式的玩具
愤慨。期望广大同胞提高警觉,勿为其欺蒙。尤当选擧时,要珍重自己宝贵之一票。编组民枪、展开游击战争在沦陷区对敌从事游击战,最困难的是武器与弹药之补给,与兵源损耗之补充。丰县的抗日武力,虽然也遭遇到这种困难,但由于战前一般社会靑年,多接受过「壮丁训练」,与学习过武术,稍具军事常识,同时富户之家多备有防匪自衞之枪枝,国军在仓促撤退时亦散落民间一部械弹。因此县城初陷时,县政府即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各区成立分会,先抢救敌控制区之靑年,并号召地方有声望之仕绅,号召鄕民
抹煞。二、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女士,领导妇运抗战伊始,关于广西的妇女工作,李夫人郭德洁女士曾经对新闻记者表示:「我们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是进步觉悟的妇女,如何选择自己的工作,脚踏实地的去为国奋斗。另一个是进步觉悟的妇女,如何接近落后的妇女大众,扩大妇女的救亡阵线。前一个是自我训练,自我奋斗,后一个是敎育妇女、训练妇女的问题。」[1]这两个问题,经郭女士和许多广西妇女先进的努力,已由「妇女界抗敌后援会」和「战时妇女训练委员会」解决了。「妇女界抗敌后援会」参加的人
丁锡三率部驻扎在奉贤县邬家桥一带,招兵买马,积极扩充部队。㈢展开敌后文宣工作当袁英杰与丁锡三组织游击队后,有位戴家桥人王士庠。(在盛梓庙鎭与奉贤庄行鎭之间),原在南京中央大学附中敎书,亦因战事关系囘鄕家居,他可能与丁锡三是旧识,因此跟袁、丁两人联络上了,建议由他联络当地的知识份子共同来协助推展工作,袁、丁两人当然欣然同意,于是他就四出联系,起初约集了吴惊宙等四五人,袁、丁两人特地从邬家桥移驻戴家桥敍晤,共同商讨如何展开宣传及组训民众的工作,当时决定扩大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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