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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字介甫,号荆公,宋临川人。其最著名的「上仁宗万言书」,可说是一篇卓越的「政见宣言」。秦汉以来,惟汉贾谊「陈政事疏」足以相比。但贾氏所言,多为人主自保宗庙社稷之计,不若荆公之注重国计民生,以廓然大公,责天子以为国民忠仆。再以苏轼「上皇帝万言书」相较,苏只见局部,王能识大体;苏处处表示对帝室之忠诚,王则处处表示对民瘼之关心。王氏后来主张变法,对宋代政治、经济作石破天惊之重大改革,所有计划,均依据此万言书的理论作蓝图。王氏变法计划。首先进行财政改革
国家一年预算,裁减节省冗费十分之四。梁任公评析说:「夫财政之弊既已如彼,即不言兴利,而节费亦安得已?温公亦非不知之矣,而犹颟顸其词曰消磨以岁月,既不能减,而徒欲诿其难于君上,何其不负责任乃尔耶」?而荆公「以数十年相沿之岁费,而骤减其十之四,此诚天下至难之业,则才识之明敏,其魄力之毅伟,可想见矣」[2]。尤有进者,荆公的措施,虽着重于理财,但其理财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搉制兼并,均济贫乏,变动天下之财,以苏民困(着重财富分配的均匀)。一方面在于专力农事,增加生产,发展
意所可否,质言无囘」篇首之门联乃蔡元培撰,可见其风骨,见誉士林之一斑。戊戌变法前,他已有社会积弊太深之认识,主张开办学堂造就人才,百日维新时,顽固派指责康梁狂妄,大逆不道,他则以为,国家改革,殷周当天,以周代殷,势所必然,变法失败后,六君子与秋瑾的牺牲,深表痛惜,进而认识,满朝皇朝自身改革为不可能。徐定超生活的时代,正是鸦片战争后旧中国处在大动荡的时期,他做为淸皇朝命官,能够毅然接受旧民主主义思想,参加同盟会,跟着历史车轮前进,这是难能可贵的。他渴望
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之所以可贵,就在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是非观正义感,否则与禽兽无异。近由友人告知,中央日报所载易俊杰「扒灰鼻祖王安石」一文,佥谓王乃大政治家,其变法图强,妨碍既得者利益,「白吃午餐」者恨之入骨,对其百般咒骂者有之,但未闻有谤其扒灰者,要我举王之事以免讹传,免以后图稿费者误引易文,造成将后是非不分滥诬古人的劣行后果。顷二月廿三日黄大受教授于该报有一文为王氏辩诬,然对王氏伟大事蹟,未遑尽述,兹就王氏高洁伟大处,加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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