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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偉大的”五四”運動，是一次波瀾壯闊的反帝及反封建革命運動。當這場運動的風暴席捲溫州的時候，在廣大愛國青年之間，也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怒潮。他們以”救國”為宗旨的學生社團，如”學生救國聯合會””十人團”、”溫州救國會”等組織相繼成立。同時，他們還創辦了《救國講演周刊》、《永嘉新學報》、《甌海新潮》等期刊，宣傳新思想，傳播新文化。尤其是鄭振鐸主編的《救國講演周刊》對鼓舞溫州廣大青年的愛國熱情，推進運動的深入發展，作出重大的貢獻。鄭振鐸：（一八九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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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時事公報，於民國九年六月一日出版，創刊背景為寧波救國十人團。民八五四愛國運動發生，寧波各界人士，繼上海中華救國十人團聯合會之後，組織寧波救國十人團聯合會，以十人為一團，團設團代表，凡百四十團，千四百餘人，在江北岸余使君廟開會成立。會設正副會長，先後任該會正副會長，為金臻庠童敬齋陳章鴻陳荇蓀等。該會中心工作，為反對侵略，抵制仇貨，與寧波中等學校學生聯合會共同執行調查處分仇貨工作。當時寧波僅有四明日報，關於抵制仇貨消息，均發表於該報。九年春某日，四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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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易逝、往事轉眼成歷史。民二十八年五月四日，至今過去四十五個年頭了。那個「五、四」不是在紀念新文化運動，而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屠殺我陪都人民的開端。凡我中華兒女，是絕對不可忘懷的日子。民族的血海深仇、豈可因時過境遷而淡然處之？！筆者當時駐防重慶、目睹慘狀，記憶猶新，逢此「五、四」，追述一些軼事，或許有其意義吧。那時我任第一補訓處步兵第九團第一營營長，駐防離重慶市區三十里的石橋舖，訓練新兵，全營幹部多是中央軍校十四期、中央警校第三期、戰幹團一期，畢業的愛國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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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命，以换取大家永远幸福。语毕，即取席间瓷制烟灰缸，猛击自己太阳穴，流血如注，又要以头触柱自杀，幸隣座商会秘书上前抱住，得以不死；是学生为国牺牲精神。此一运动，正如我浙先贤蔡元培先生所说：「是爱国运动」。又如罗家伦先生所说：「五四运动，是代表新文化意识的觉醒，是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当时的掀起热潮，是近因的，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至今已有六十五个年头，这个纯由靑年发起的爱国运动，绝无政党，政团在后支持，其精神是多伟大！如今国民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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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课突飞猛进，灵修也敦厚朴实，但因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冲击，曾因在壁报上发表反对考试的言论，及寒假前，学生们怕被传染病感染，在班会中决议要求学校提前免试放假，如不获准，立即罢课，陶以班长身份，代表同学向学校力争，因而致祸，而被开除学籍，据陶老自述「……那是对我很大的打击，但在意料之中，所以并不后悔……」。纵然如此，陶先生苦读了四年英文，非但熟记单字、片语，更重视文法，及以文法解剖和解释复杂的语句，因此成为武进、常熟一带学校争相延聘的知名青年英文教师。嗣后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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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北京學生「五四」運動爆發後不久，溫州廣大的愛國靑年立卽響應，首先成立了中等學校學生聯合會，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反帝愛國活動，我也奮勇參加。現在，離這場運動將近七十年，我對往事的印象已經模糊，所幸本市還殘存着當時的幾種出版物，幫助我追憶。「五四」運動第二月，我的姐夫陳仲陶（閎慧、筆名劍公）創辦《救國演講週刋》，社址設在華蓋山（資福山）雙忠祠，我和同學李蔭芬、李景賢、莫邪、痴生、聲素等多人參加，仲陶担任編輯。我在省立十中（溫州中學前身）的同班同學鄭振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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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年前，我正在故鄕杭州，还是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那年从华北传来了惊天动地的『五四运动』，是反抗日本军阀侵略我国，而起的爱国行动。外抗强权，内除恶习。扣人心弦，也使人化悲愤为力量。我自然而然的，成为全国学运中一名过河卒子，学仔们要一鸣惊人了。为了山东靑岛及胶济铁路等权利，被日贼所强占。我和同学们，不知参加了多少次的民众大会，在西湖边的公众运动场擧行。站酸了腿去听演讲，跑坏了脚去游行市区，喊破喉咙向民众申诉，呐喊口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身上穿着『靑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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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勉强及格。五四游行示威与开会五四运动一发生，我们平静的学生生活，完全变了！首先是杭州有了学生联合会，学校有了学生自治会。我先当选了学生自治会的评议员，又当选了出席学生联合会出版委员会的代表，常常要忙着开会。当年一同在杭州学生联合会工作的人，现在在台湾的，尙有罗霞天兄与毛彦文女士，罗是立法院立法委员，毛是国民大会代表。再则是抵制日货的运动，各校学生分组到车站，轮船码头，商店中，去检査日货。原有的加以査封，新运到的加以扣留，送到学生联合会去处理。我被派到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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