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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量才先生当上了申报舘老板,复取得了与申报齐名并称的新闻报大部份股权,称得上新闻界权威,自然令人格外觉得了不起了。上海这地方,最是趋炎附势锦上添花的处所,一位成了名的闻人,自有许多社会团体公司行号等等自动登门就教,不是请求列个名义,就是希望参加一份,目的无非借重盛名,增加声势。有的是无意栽花,有的是有心插柳,就这样事业范围,像雪球一样愈滚愈大,这是量才先生在上海鼎盛时期。说实在话,我们如其能仔细观察硏究每一位有所成就的人物,一定有他的擅长特点。成功之道
先父创见力之强。他不仅设计,而且奔走交涉,以底于成。台湾民营报业得以不绝如缕,乃至有今日之成长茁壮,先父的贡献独多,实在是受之无愧。最后,我要来谈先父和王惕老,李万老等联手反对政府颁布「九项新闻禁例」,以及政府对出版法之修订。连续发表社论 对抗九项禁例根据「自立晚报四十年」的记述,民国四十三年八月间,中国文艺协会等团体,发起「文化清洁运动」,引起广泛回响,内政部突对十家杂志下令停刊,并于十一月五日,颁布「战时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载事项」,通过「九项禁例」,为
发表联合社论 写下报业新页家兄子弋说,当年父亲和王惕老,李万老,实为民营报反对出版法修订案之主力。各民营报当时共同发表联合社论,是中国报业间的创新作法。他说,主要的是,通过那次反对出版法的行动,教育了全国人民,认识了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他说:「我记得最清楚,以联合、公论、自立三家的主笔群,共同发挥了联合作战的火力,相互支援,相互发挥,使得当时政府当局与国民党负责文化宣传的党工,不得不在威权时代,开放出一丝新闻自由的天空,这也就是新闻自由史上重要的一代,与
发人深省。来台后,先生为新闻界之前辈,既长新闻评议委员会,对新闻道德之倡导无时或已。该会于六十三年六月曾通过三种道德规范:中华民国报业道德规范、中华民国无线电道德规范、中华民国电视道德规范。先生一再呼吁同业新闻自律,劝导新闻记者要能「自我抑制」。指出:「尤其今天流行之『新闻判决』,与不辨是非的捧贬,为新闻界之重病」。并谆谆勉勗记者「耐着寂寞,遣散寂寞」;提出忠吿:「天下兴亡是记者的抱负,也是记者的责任。」因先生推展新闻自律有功,于七十七年获中央致赠实践一等奖
联合与自立晚报,都是在中央日报、新生报与中华日报等公营报纸夹杀下惨澹经营,当时政府公告的预算都是拨到公营媒体,而不给民营报纸,三人联手成立民营报业公告联营会,极力争取,这才开始有转机。李行说余先生对他父亲十分关心,大家也都十分坚持新闻自由与民主政治的理念,其为理念奋斗的过程,早深印在他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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