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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晋是明末的刻书商和藏书家。原名凤苞，后改名晋，改字子晋，号潜斋，常熟人。年少为诸生，喜读书。毛晋祖上以务农为主，到父毛清时，已逐渐富裕，成为县里有名的大户人家。由于毛清经常与文士交往，对独子毛晋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自幼勤奋读书，大约三十岁时即喜刻书、藏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毛晋考中童生，进入学府，与名士钱牧斋、文人冯梦龙建立了师友情谊。天启七年（1627年），毛晋以生员初赴乡试，未中，以后又屡试不第，此时値宦官魏忠贤专权，官场有识之士不愿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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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年（一九四七）病卒狱中，年八十一岁。藏书董康在官场、法庭、杏坛外之书堆生涯，大致可分为淸末光宣收书藏书时期，与民国以后刻书印书时期。董康自任官刑部后，即流连厂肆蒐访旧书，曾以仅只八元廉价获得法式善（梧门）手钞「宋元人小集」八十册，被叶昌炽羡叹为「书痴有此奇遇，不觉令人生妬心！」董康蒐书以宋元及明嘉靖以前古本为主，民国五年曾发现一部数百年来藏书家未见之周密「草窗韵语」六卷，但此部宋刊秘笈二千元高价令书痴再无奇遇，结果辗转为居住上海之吴兴籍富人藏书家蒋汝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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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海、十竹斋笺谱、印存、瑞世良英等，在抗战初期转入他人箧中，最后一批押在盐业银行八十余种明板书，则在身后为中央图书馆收得，此批以明人文集为多之古籍，系所知台湾地区唯一较大宗曾经涉园旧藏之善本，四十年书福墨缘从此尽，徒留掌故在人间，是诚可叹！刻书涉园刻书印书与诵芬室齐名，但两家所刻各有异同：以时间言，董康自光緖二十三年直刻至民国三十年，前后长达四十余年之久，陶湘在宣统中虽亦刻过，但直至民国十年后始大举从事，而在二十年后复不多见；以内容言，两人俱以集部为主，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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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康既致力刻书，即在北京烂漫胡同法源寺（原名悯忠寺，建于唐贞观中，雍正时重修改名）寓所内，以每月收入三分之一，长期雇养一批「手民」从事刻书，三十年中先后刻成诵芬室丛刊三十余种，且有余力为吴昌绶双照楼、陶湘涉园、蒋汝藻密韵楼等家代刻。传统木刻之外，董康亦从事新兴之影印和活字印刷，影印之书大都寄到日本由小林忠次郞制版，此段异国友情却交非泛泛，不止生意来往而已，民初董康只身由日返国时，留在京都之眷属即托小林照顾，以后数十年两家还音问不绝之亲密情况，可以从其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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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颂蔚（藁隐）旧藏明人尺牍数百通，并计划于图书馆落成后，再建一所艺术馆，自愚斋藏书散尽后，其金石书画则不知下落如何！刻书藏书之外，宣怀也刻书，刻的且是鄕贤遗著及衞生丛书。其实盛氏从宣怀父亲时已着意于此，同治十二年，盛康由于王文韶及翁同龢怂恿，刊刻一部「资治通鉴补」二九四卷、八十册，当时尙年轻多暇之宣怀奉父命详加勘订，全部工作至光緖二年完成。光緖十六年，年高近八十之盛康又继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之后，手辑道咸同光四朝文章，命宣怀编校付梓，历时七载刊成「皇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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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餘年前，程滄波於「景印武（進）陽（湖）縣志序」文中，論其鄕近代人物，以爲淸代常州（武進屬常州府轄）士風一再遞變，先是乾嘉之際由事功轉爲治學，而有所謂常州學派，其次道咸以降再由治學轉爲居幕，爭逐奔走於名公鉅府之間，由是人才寥落、學術陵替、宦績不競。程氏鄕梓情殷，愛深期切，因有此說。其實以古名「毘陵」著稱之武進近百年人物，國之大老吳稚暉爲最外，人才尙多。僅就劉壽林所編「辛亥以後十七年職官年表」約略計算，全部四千名左右中央及地方高級官員中，除籍貫不明約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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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部嘉靖本为目标，惟吴梅似未及如愿便于抗战中去世，当然两者财力悬殊，尽管吴梅担任北大敎授时无日不游厂肆，但有时寒士不免望书兴叹！明末淸初常熟「汲古阁」毛氏藏书极富，苏常一带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之谚，同时其刻书之多与流传之广亦前所未见，或因此故而毛刻书不为当时好古之藏书家所重，百余年后新书渐古，尤其自道光中陆续有人编撰毛氏校刻书目后，一般藏书家「即目求书」者颇不乏人，均希求首先将毛刻书蒐全，陶湘为其中之一，费三十余年之力，蒐罗五百四十种，距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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