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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几十年来不断奢谈所谓「越南教训」,却未能照这些教训行事。过去不断有人警告,千万不能插手内战,更万万不能低估民族主义的力量。遇去北越领导人胡志明不肯放弃南越,结果受到很大的压力,现在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谢维契为了拒绝放弃对科索伏省的控制权,所承受的压力不比胡志明轻。企图透过轰炸以明志的「认真态度」,过去无法克服北越的反抗,现在在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境内也不见得行之有效。更成问题的是我们的目标并不明确。在波士尼亚,我们轰炸塞尔维亚裔人,原因是他们要争取
一、定义的问题经一个多世纪的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们迄无对此问题具有普遍的共识,此项「团体的忠诚」(group loyalty)最能激励当代人类、美国学者夏佛(Boyd C.Shafer)观察而体认:「在创造每一个民族(nation)民族性(nationality)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过程中牵连到各种不同的历史因数,而且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地理环境影响了民族主义不同的发展。」因此,在中华民国的民族主义不同于日本、泰国和其他任何民族国家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孙中山先生在《手著本三民主义》中写到:「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到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进一步在「中国国民党
善良、公正和更高的秩序,而毕斯麦认为政治家的任务在于发展国家而已,问题是:是否有政治家比毕斯麦看得更远呢?吾人不能确定:但是毕斯麦是「他时代中的第一人」(”The firstman of histime“)。历史的另一启示:民族国家的统一是全体民众在政治家领导之下,不可旁贷的庄严责任,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意义在同一国家之内,随着时间而改变,在先总统蒋公的时代中,号召「反攻大陆」,其后以「三民主义统一大陆」,旋即以「自由、民主、均富」以求两岸
(許倬雲先生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本文依據許教授之口述記錄而成,文章未經作者再審閱。轉載自聯合報)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与敬仰之情读了台湾东吴大学曾祥铎教授发表在《绥远文献》廿五期《民族主义仍为世界主要潮流》的文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讲民族主义。讲民族主义就是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祖国,更是维护自己民族的尊严。不如此,就没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格。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任人摆布,任人践踏,还有什么颜面面对世界,面对祖先,面对自己的人民呢?中华民族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淸帝国的国门以后,接着在一八四二年淸政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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