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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是他协助的。也在此时我们才知道在外面谋生，即使是拉三轮车，每个月至少可赚二、三百元，如果经商收获更多，这时还有谁愿意当那苦哈哈的阿兵哥呢？于是我们想尽各种方法脱离军中，到台北各地自谋生活。然而怎么也想不到，到台北找到的同鄕，大都自身难保，无法收留，幸好遇到排长程士贵先生收容我，使我在绝望中有了信心和勇气，可是我的灾难并未结束。初到台北人地生疏，不知该做什么？同鄕帮忙出主意叫我先拉三轮车再说。台北市虽小，但我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淸，怎么个拉法？还好乘客们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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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必须予以解决，乃就是父亲之命所娶的女人，仍然住在鄕间，我求思多日，非了断不可，乃在农历十一月初旬返鄕，并约她的胞兄来家，同时请我的族叔参加，我们三对六面，我开门见山的说，我们十二年的婚姻生活，相敍不及一年，感情当然谈不上，长此以往，彼此都感觉痛苦，希望就此分手，现在我的生身父母都已去世，虽有继母在堂，但她的儿女不少，不用我来侍奉，如果她不同意，我即永不返家，守在此间，既无儿女，孤独一人也无益处，她的胞兄见此情，徒争也是枉费唇舌，乃在金钱方面提出要求，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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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戚靜之先生，諱昌楊，號靜之，以字行。浙江省諸暨縣人，生於民前十四年，早歲投身軍旅，畢業於金陵陸軍軍官學校，旋嚮應北伐，獻身革命。民十七年全國統一，入浙江省警官學校速成科，畢業後留校任附屬警士敎練所區隊長，及首都警士敎練所大隊長。十九年調寧波警局保安警察大隊長兼警士敎練所長，抗戰期間兼寧波防空指揮部參謀長，軍統局寧波情報組長；廿七年調鄞縣警察局長兼縣副司令、軍事科長，特務隊長，及鄞縣戰時動員委員會交通工作大隊長等職，在甬服務前後十三年。抗勝利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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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本文为日本国立长崎大学校长、法学博士具岛兼三郎所著「死亡边缘的奋斗」一书中的一章，描述其本人于伪满时期的狱中生活，「朝日新闻」曾向读者介绍，评价甚高。作者担任满铁调查局副局长时，于「满铁调查月报」（一九三九年十月号至四〇年一月号），发表了一篇「物资战略与外交政策」的论文，反对日、德、义三国同盟，引起各界爆发性的评判，因此，触怒了军部，竟被日本宪兵以反战分子的罪名而逮捕。首先于沈阳拘留所看管，后移交长春监狱收押，恰好与我方从事反满抗日的地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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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汽车运输处，需要汽车修护驾驶人员，就此我又开始了新的生活。奔波于西南各地，运输物资。抗战期间的大后方，西南诸省多山区，交通工具，大都依赖公路，汽车运输，当时的汽车修护驾驶人员，是个人人羨慕的职业。我记得当时有个顺口溜「马达一响，黄金万两」「方向盘一转，给个县长不换」流行于社会。很多大中女学生，还想嫁给这些人呢？跑长途的汽车驾驶，很受商旅的欢迎，他们大多数搭乘这些汽车，又方便，又快速，眞是趋之若鹜。驾驶顺便带上几位乘客，钱就赚到手了，物畅其流，人我两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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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由滬上風雲到汀州河畔廿六年的春天，奉父命在廣州買了一批醫藥器材藥品，與四弟同到梅城籌辦二哥的欣文醫院，俟開業後，二哥還兼了平民醫院院長，我則束裝與東山中學的一批同學到上海，準備投考大學，東中有個傳統，赴各大都市升學，都是結伴同行，也經先期學長指導，我淸楚記得是由汕頭坐招商局的海利輪經三天海程，就到上海，住新新大旅社每天房租二十五元，可是一間房，我們住三十多人，住定後電話與滬上讀書的同學聯絡，託他們安排接送我們分赴南京北平，我原意是要去北平淸華大學找蔡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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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一九九五年，是抗战胜利的五十周年，此时，李士琏先生所著的「家在梅江程水东」一书出版了，他提供了许多在战时及战后生活中的小故事。从其自述中，可知战时生活的艰苦，也可知战后家园的残破，更可知来台工作的经过以及在台生活的实景。虽然，在台同乡的遭遇情况，各自不同，但同样的献身于建设台湾、保卫台湾的大业，其历程，其心境，则大致无异，所以这本书是值得推介的，以下便是原书所述战后来台生活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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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读了化学，才知这位学长的化学还未读通，食盐要经电解才能分解成氯与钠，油灯燃烧温度比我们日常炒菜温度要低得多，食盐经热要分解，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从菜肴中要吃下多少毒瓦斯。一九九九年冬季，我旅居美国东部马利兰州银泉鎭，当时美东大风雪，积雪压垮了输电线路，造成美东七州三天三夜大停电，很多居民受不了黑灯黑火无电之苦，纷纷逃到有电地区亲友家去避难，我突然灵机一动，用家中饭碗，棉花条，沙拉油，做了四盏油灯，灯蕊粗、油量足，比抗战时期点的油灯奢侈多了，在楼上放两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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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學乾『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桂軍奉命參加『淞滬會戰』，由上海戰場大撤退，直接開進大別山區根據地作長期抗戰。筆者有幸參加隨軍行動。軍次浙西，由孝豐南下，道經天目山、淳安（現已淹沒水底），到達壽昌縣時，部隊宿營於民家。當我們官兵進食白米飯時，竟然吸引附近的許多民眾：包括男女老幼，一窩蜂地圍觀我們的吃食，呈現十分驚奇的樣子！經我們査詢察覺之後，始知道他（她）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吃食白米飯餐呢！原來這一帶是棉亙的山區，既無廣闊的水田種植稻米；也無平陽的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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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老当益壮的我，在克难坡和吉县的日子，不过是十四五岁的懵恫少年，有父母呵护。而今回想过往，梳理那段曾经流离颠沛聚散无常的家国历史，在于一来读家史令后人明志，二来更加珍爱今天生活之康乐与社会之和谐。我家山西盂县清城镇人，父亲原来承家业从商，而立之年锐意弃商从政。经清城西沟村高举人（当时为山西省主席赵戴文之秘书）介绍，到山西省财政整理处做了一名科员，不久兼任太原理教会的秘书。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太原吃紧，当时在太原的我们一家七人被迫回清城老家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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