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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流亡、离乡背景、亲人远离，自己照顾自己，特别容易早熟。「在七七事变后，又是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剧变，而金生的恋人陶美弟得了恶性疟疾，弥留之际，与金生见了最后一面，活了十九岁的金生，从来没有亲过谁，金生结果只用嘴碰碰陶美弟的额头和面颊。——到了重庆，经历过大空袭，满街都是弹片硫磺，人腿挂在电线上，住屋里没有一个地方不进灰，连抽屉里都是一层灰，碗柜里的盘子碗，破碎的不成样子。——」这是陈鹤龄写的东北籍教授赵淑敏的小说「松花江的浪」的介绍文。写抗战时期学生流亡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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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第二期文獻中，刋載「蔣故總統與山東」之照片、墨寶，甚具歷史意義。惟曾見及，北伐發生「五三慘案」時，蔣公駐節黨家莊（？）車站，亦曾撮影留念，如再能蒐求補入，則更完備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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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发给一个职员待遇。并将原警卫营警卫室所用小屋，供我们三人使用。自此脱离睡地舖喂跳蚤的痛苦日子，三人合作，工作轻松。相处感情融洽，结为金兰之交。惜二次流亡时，在杭州一别，音讯断绝，不知盟友近况，徒增思念之情。是年寒假，濮县流亡阜阳各院校学生，成立同鄕会，在政治学院同鄕主导下，推选张功元（继孟）与我担任代表，回县申请救济。返抵菏泽，适値共军渡河（黄）南进，濮县首当其冲，守军溃败。县府损失惨重。正处艰困时期，自顾不暇，无力筹款接济流亡子弟。当时菏泽地区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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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的山东流亡学校有济南一二三四联中，烟台联中，昌潍临中等。约有学生八千余人，大家争相南移，吾校虽处湘南，但因湖南政局不稳，也连夜由郴县北方的栖枫渡车站搭车，撤退至广州。这是中国南方最后一个大都市了。没想到，号称有三百万装备精良的国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竟被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所打垮。眞是不可思议。被迫参军，血流马公大院到广州后因兵荒马乱，住处难觅，我校不得已只有住在中山堂的走廊上，白天风吹日晒，遇到下雨天，更是苦不堪言。所谓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事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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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不通，有如置身异域。江南景色与北方不同，虽在隆冬，仍是靑山绿野，淸凉如秋，偶而下起雪来，也是落地即溶，不成气候；给我们这些衣履单薄的流亡学生，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二临师也是接收敌伪时期旧有的校舍，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惟因学生人数不多，还算宽敞。宿舍就在校内，两层楼房，我们住在楼上，没有皖北的湿气。每人舖边都自己装设了一盏电灯，电线密如蛛网，终日穿梭其间，实在危险。一天晚上，南北两派学生发生了冲突，有人故意把电源切断，顿时漆黑一片，紧张万分。每天放学以后，无处可以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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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实发挥了孔圣敎育之眞精神。领导者虽多已作古。而其遗风，将永垂千古而不朽。故受惠诸生飮水思源，感怀师恩，在山东文献上屡为文敬致感戴怀念之忱，自是理所当然者。不过另一批山东流亡学生惨痛的事蹟，却独未见有人提起过，总觉有些遗憾。虽然张兴峻同学曾写过一篇短文在山东文献上发表，也只是流亡途中经过的略述而已，至于在校中受敎的经过，则无一字着墨，总觉美中不足。可能有人认为这一批流亡学生虽亦具流亡之名，实为最幸运的一群；因为有固定的校址而未受流浪各地选校址之苦；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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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便与陶相关联著。陶是中华古文化的襁褓，陶又是一宗纵贯古今的璀灿民族艺术。在科学发展的新代里，陶业定有光明的前景，为祖国创业，为人类造福。陶的坚硬、陶的质朴、陶的品格（可用于贵亦可用于贱）、陶的灿烂，是一章光芒不熄的民族文化和文明的诗篇。艰难日月流亡学生并不都是些不安份，总喜欢在社会上寻衅闹事之辈，绝大多数的人是为了读书为了前途的莘莘学子。就说我们海岱二分校的学生们，大多生长于中上之家，家教祖风与社会阶层的文化勋陶，表现出好的教养与品德；又由于年龄尙小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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