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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情展覽印象深刻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冬，我在浙江省政府民政廳擔任視察，奉派代表民政廳參加義烏縣行政會議。義烏舊屬金華府，亦爲浙江省第四行政督察區所屬之一縣，行政督察專員李楚狂先生以主管長官身份，蒞臨指導。民國三十一年春，日寇竄擾，寧波、紹興所屬各縣多已淪陷，錢塘江南岸的蕭山、諸曁兩縣亦陷敵手；義烏縣已臨第一線與敵對峙，敵機時來空襲騷擾，縣政府已被炸毁，改在一處民間祠堂辦公。在會議場中，第一次和李楚狂專員見面，但見其人敦厚僕實平易近人，藹然長者之風。李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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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怀那艰困的日子。抗战中期，沦陷区抗日热潮正如火如荼的展开，自卫队长卢章大先生是虎鹿鎭白峰村人士。他从中央军校十六期毕业后，奉忠义救国军敌后组织指令返鄕成立自卫队。本队隶属机动委员会东阳支部指挥。全队共有队员百余人，编成步兵三个区队，敢死一个区队。队员都是山区农村青年，最少年龄只有十四岁，我们驻扎在东内山区基地集训。自搭散屋营舍，日食二餐利用山溪解渴和洗涤。在游击基地中训练了二个月。熟悉射击、劈刺、防身术等技术。讲授游击战法，要练成了以「一当十」，「以寡击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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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我〉是明显易辨的，倒是判〈忠〉〈奸〉比较复杂麻烦，且有许多可争议的空间，这是因大家对〈抗战文学〉的定义不同与事实真相不明的原故。譬如徐訏对沦陷区的文学活动「无知」，因而认定它是一页空白。当葛浩文前往东北研究〈满洲国〉文学时，一位大陆来美的访问学者，竟以「啊，汉奸文学！」五个字表示不屑，则是「偏见」。刘心皇于台湾出版的〈抗战沦陷区文学史〉中，对〈落水作家——即投降敌人依附汉奸政权的作家〉，有如此的厘定：（1）曾经担任敌人及汉奸政权的职务者；（2）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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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乘英商太古轮船到上海租界内沪管局暂住。过唐家闸时余将随身携带之邮票、汇兑印纸以及一部分现金交与唐家闸局减轻余之责任。到沪后，苏州、无锡、武进各局大批人马已先在，不久又各囘原地沦陷区复邮。留沪者尙有江阴等三十三局，而余又为各局长中资级较深者，沪管局以余为三十三局之代表，遇事与余一人接洽，不分别以各局为对象而由余转达。余义不容辞，但麻烦又来了。沪管局业务忙时，常嘱余于三十三局中抽派何种阶级之人员若干人前去襄助。余与大家商量，无一人愿往。余谓：「我等淸闲在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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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上解体的军警，有的也丢了武器，换上便衣，原来有枪的人家，看谁藏的快，埋在柴堆裏、田野裏、墙角下，甚而丢到井裏头，平常背着盒子炮到处耍威风的一个也看不见了，说也奇怪，也有些胆大的人，在这时候去找枪，甚至拿钱去买枪藏起来，中央军遗留在民间的枪枝不少，这对老百姓来说，本不是什么好事，也确曾给某些人带来灾害，但是对后来的抗战大业，却有意想不到的贡献。有位老先生说笑话，要不是中央军丢了这许多枪，那裏会有这么多抗日游击队呢！在鬼子没来以前，早有人传说，鬼子不管到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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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河在山西自源头南流，于侯马西折，至万荣入黄河，这裏形成一个三角地带，名曰汾南地区，战略位置重要，物产丰饶，向为兵家必争之地。日军侵华时，一九三八年初，先侵占中条山以北地区，一九四一年中条山战役后，日军又占据芮城、平陆、垣曲、夏县等地区。日军只能占据县城和几个重要鄕鎭，而广大的面积仍在我抗日部队和地方政府手中。日军初占时，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以武力三个月亡中国，但因我全国全民长期持久抗战，他无法达到速战速决的妄想，在汾南推行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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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育为一切建设之基础，……敎育为推进政治之工具，而政治又为实施敎育的力量」[1]，抗战期间，日伪在大力进行军事扫荡、武力鎭压的同时，在山东沦陷区积极推行奴化敎育，掀开了山东敎育最黑暗的一页。一、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教育宗旨一九三八年由日伪操纵成立的省立日语专科学校宣称「以造就中小学日语师资及沟通中日文化之人才为宗旨」[2]。「东亚精神」开始纳入敎育宗旨。一九四一年，伪山东省公署敎育厅宣布实施以「亲仁善邻，共存共荣」为目的，「特别注意精神训练及思想倡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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