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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方志学之建立——阐论章学诚之方志学自宋、元、明以讫清之初叶,方志学渐盛矣,然而明了其地位之重要,起而研讨者,颇乏其人。稍能注重编纂之方法,实自清乾隆中叶始,李南涧撰历城、诸城二志,主张纂辑旧文,不著一字,以示征信。后此志家多踵效之,谢蕴山之广西通志首著敍例廿三则,偏征晋、唐、宋、明诸旧志,门类体制,舍短取长,说明所以因革之由;认修志为著述大业,自蕴山始也。至若了解方志之为用,而从事于实际材料之收集及系统之记载,并建立新方志之学者,则莫若浙江章实斋也。实
降及明清,政及里巷,府郡官史,重视社会人文之变革,始以志名,开馆纂录。清代学人章学诚、戴东原即以纂修志书驰名史界。戴重沿革,章重文献,方志便成为地方开拓之史乘,近代「方志学」便列入人文科学重要之一环。其史料既可以补国史之简略,且包涵经世济用之实用价値,乃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等作用,故历代地方志典籍,皆受邑人重视。我国素称:礼仪之邦,礼学有礼制与礼义之分,礼制乃政治之迹象,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时过境迁,礼制未必皆能适用。礼义则为政治之原理,源于人性,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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