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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和蔡锷在护国运动中俨然以首先发难者和领袖人物自居。加之由于梁、蔡对唐继尧日益不满,于是在后来印行的《盾鼻集》、《国体战争躬历谈》、《松坡军中遗墨》等书中,更加抬高自己,对唐竭力贬低,甚至反唇诋毁。特别是梁的著作风行多年,其声望和文字的魅力,使人受其宣传而不自知,其影响至今依然存在。如在一本辞典[1]中,还说什么「蔡锷率军入川时,唐继尧坐守云南,拒不接济蔡锷部军需」。先父李宗黄云南起义时任唐继尧的驻沪代表,联络各方共同讨袁,晚年在其《回忆录》中对
1915年末,潜回昆明,参加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周官和:四川合江人。任四川护国军招讨第一支队长。[20] 温宗尧(1866—1947):字钦甫,广东台山人。1916年3月,偕岑春寕由港入粤,参与肇庆护国军务院的筹组工作,支持反袁护国运动。1916年5月,任肇庆军务院外交副使,参加护国运动。后曾任军务院外交副使、1917年12月,广东军政府外交部长、1918年5月,军政府总裁等职。汤觉顿(1878—1916):原名叡,又名为刚,字觉顿,祖籍浙江诸暨,因父亲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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