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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之初，蔡锷在云南，阎锡山在山西，均为影响国家之重要人物，二人南北遥隔，各处一隅，其相互关系，鲜为人知，但甚重要。阎先生曾说过，蔡锷原虽为立宪党，且与梁启超有师生之谊，但其在日本时即对革命深表同情，我与蔡君相识甚浅，而相知颇深。民国二年六月九日阎致蔡锷一电云：「云南罗民政长转蔡都督鉴：自共和告成以来，全国政争剧烈，正式内阁行将组织，环顾海内人才，求其无所偏依，与时适宜而经验又足以济之者，舍公莫属。闻中央殷殷敦劝，而我公虚怀若谷，谦让不遑，致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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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国父曾任命云南军官邓泰中主持滇省中华革命军讨袁军事，并派云南同志吕志伊由日囘滇，负责运动军队起义。于是云南主要军官杨蓁、黄毓英、罗佩金、赵复祥、刘云峯、申学如、李曰 、赵伸、谢树琼等，均表同情，志伊活动甚收效果。先是二次革命后，袁军南下驻防各省，广东龙济光复为袁氏所收买，广西陆荣廷亦为袁氏所牵制，革命党在国内之活动地，仅有滇黔二省。云南当辛亥革命时由蔡锷任都督。蔡命所部唐继尧率滇军入黔，驻防贵阳，后出任贵州都督，黔省遂纳入滇军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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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兵力上，唐继尧以十分之七最精锐的部队交蔡锷指挥，不虞大权旁落，甘留寡弱并募新兵守滇。护国第一军每支队都配有山砲、机关枪各2至4门（挺）。先遣部队邓泰中、杨蓁两团（后改称支队，归第一军第一梯团）武器装备更为精良，每团配属砲兵、机关枪各一连，所用步枪是德国克虏伯兵工厂制造的，当时是全国陆军枪械中最好的一种。第一军所属部队，训练有素，有战斗经验，战斗力很强。第三军虽兵力薄弱，但遇有需要，唐继尧总是从全局出发，对第一军给予支持。如叙府失守后刘部退到横江，唐即令新编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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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起义」；惟其事由于唐，故尔国府之崇德报功，不及其他而独表扬唐氏。定论千秋，宜无所谓淆误矣。乃因当时政客故弄玄虚，伪造蔡系主动唐为被动之说，少数书商不暇详察，竟于中小学教科书中，将此役完全属诸蔡公一人，而将唐公、李公一概抹煞。甚至标题直曰「蔡锷举义」，并云南人民亦似不足指数。坐令通行之后，辗转沿袭，谬种流传，至今犹未纠正。兹就经过事实，予以客观辨正，所以尊国典，求信史也。今先述其淆误原因如下：一、淆乱之起，以梁启超始作俑，而其影响，则以所著之《国体战争躬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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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之言，一国之言也。1948年摄于董泽青云街家中，右1为董泽，右2为何丽如，右4为蔡锷夫人潘惠英，右5为祭锷将军之长女蔡淑莲，右3为禄国藩将军之夫人何媛如〔何丽如之胞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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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事冲突。蔡锷领导的七十标乃紧急应变，决定提前举事，蔡锷被推为临时革命军总司令，命令该标第一、二营为主攻部队，第一营唐继尧率部直攻总督府，同时行动的还有炮兵营、李根源、庾恩旸、刘祖武等亦亲自领兵进攻，遭到清兵顽抗，唐继尧指挥所部力战，两小时内死伤卅余人，唐乃指挥炮兵猛烈炮击，守军伤毙数十人，唐部和刘存厚协力合攻总督署，当时谢汝翼亦攻入军械局，革命军得到大量械弹补充，士气大振，连续向督署猛攻，守军大部投降，唐继尧率所部占领了总督府。总督李经义潜逃。但第十九镇统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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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就匆促宣布起义。这样一来，反使袁世凯由被动变为主动，以大总统名义明令讨伐[2]，并从容调北洋大军入川截堵。以致护国军众寡悬殊，蔡锷又违众冒进，导致棉花坡的惨败，蔡退守大舟驿一木船中。滇军元气大伤。其后袁氏病亡，军阀混战，人民涂炭，凡事如此，岂可逆料，抚今追昔，感慨殊深。故蔡若不来滇，则护国运动当另有新面目。护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万古流芳，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死难的烈士们更是永垂不朽。[1] 蔡自言他在北京每隔数日就到天津和梁启超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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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已如「天神下降」，如此则中华革命党等等及云南军政要员及流血流汗出钱出力之云南人民，岂不都变成了蔡锷的「龙套」而已。此岂能令云南人心服？又岂能令天下人心服？岂又是历史的眞相？历史的新页关于云南护国起义，笔者曾发表过三篇论文：「云南护国起义」[1]；「云南起义国定纪念史略」[2]；「新史学观点论中国现代史中有关云南的两个问题」[3]。关于云南护国起义的主动者，笔者拙作中便指出「过往的时代和历史学者们，往往所写的大部份是「帝王将相」史，以「英雄造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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