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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农村副业，以纺织为先。惟本县土质薄弱，产棉不丰，而纺织则全系木机，工作迟缓，布质粗劣，每机日夕不辍，只能织市尺一丈六之土布一疋。成品除供应本县外，并运销通江，南江，巴中一带，获利甚丰。西充薄绸，亦为农村副业之重要产品，以县属石板场，古楼场，鸣龙场，槐树场等处之机房较多，产品由运销商贩往南充、成都与重庆各埠销售。至于西充丝棉，乃生丝之副产品，年约四百市担，大都运销成都及川南各地。四、财政与金融西充地方财政，以战前之民国二十四年为例，全县岁出入各为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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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四川财政概述四川为中国财富之区，人口之众，幅员之广，物产之丰，均为各省冠。当前清乾隆以前，全省田赋岁收，全年仅共库平银一百九十余万两。内计地丁六十六万余两，火耗十一万余两，关税三十余万两，杂课十余万两。（即茶税，牙税，当碾榨等税款。）其通省岁出则为制营八十三营，兵饷一百二十余万两；文武廉俸十三万余两；京饷四十八万两；东北固本兵饷十二万两，出入相衡，每年所余，不过数万而已。乾隆嘉庆之际，军事渐起，岁入不敷，始有新筹之款。而以此原有之一百九十余万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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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知袁世凯王永江，字岷源，奉天金州人。读私塾，以诗礼起家，前淸府经历职衔。宣统二年，东三省患鼠疫，又名柏斯笃。以办防疫功，经辽阳州史纪常保荐「分用知县」。在同时被保为「河南候补知县」之高毓衡氏，此后并充王之幕僚，财政厅征榷科科长。（在当时指定某省候补，较之分省候补，为尽先优缺。）孰知此后两人，宦海升沉，竟有如是之一龙一蛇乎。永江在辛亥年，任辽阳巡防营第七营管带官。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于时奉天省城，士气人心，亦大为震荡；革命党人，更极力奔走，图策应，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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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以县为单位，并注重鄕村组织。四、速订土改方案。五、训练鄕村干事人材（1、农、2、工、3、水利、4、交通、5、敎育、6、畜牧、7、医生、8、经济等）。六、中央与地方财政要划分淸楚。七、中央与地方各设银行。五月八日学如逆水行舟，应无止境。工夫不断，迟速终能达到目的地。不进则退，终属徒劳。工人工资规定：一、工资规定须以当地情形、生活指数、再加以工厂利润优劣，详定工人生活最低工资（此系为熟练工人），至少须养一口家。二、再计原料有无损失。三、工具保管如何。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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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参议、咨议、顾问车马费，及各报刊的补助费，一律从七月一日起停发。其他一向由厅库经收及支付的款子，均一并归于省库管理，及纳入预决算内，藉以昭示大公大信。2.改革税捐超征提奖办法：税捐超额征收，原定提奖分配办法，是就总额内先由财政厅长提用半数，其余再分配给各县税局、省府秘书处、财政厅员工，准备修改的办法，是财政厅长、曁省府秘书处、财政厅一律不予分配，以其余额，一并奖给各县税局实际出力的员工。3.各县政府行政经费：一律将多年来的一等县月支六百元，二等县五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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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于民国十八年以前所作文关于财政问题者，多录入财政改造一册内（民国十八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自十八年以来，所作文于随政府西迁时，散失殆尽。顷姜君法圣，于读书办公之余暇，就所见杂志新闻纸及友好笔录中，辑余所作散文长短不下百篇。郑学稼敎授乃择其有关财政而与现行财政政策不相牴触者，选录三十余篇，计不下二十余万字，颜之曰「衞挺生财政文选辑」，拟以付梓。余因之有感焉。禹作禹贡才一千四百余字，而为吾国乃至为全世界之古代历史、地理、政治、经济、财政、交通、及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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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计有：⒈田赋2契税⒊营业税⒋房屋税⒌地方财产收入⒍地方事业收入⒎地方行政收入⒏地方营业纯益⒐其他收入等九项。当时国库收入不敷支出，均挪自省库。到了二十四年，国库收入仅三百九十余万元，而支出竟达一千三百一十六万余元之钜，是以省库补贴更甚。惟省当局仍以中央政令是从，一意遵行，而不稍悖，求治求进之心，于此表现无遗。第三为废除苛杂。各省税捐，在抗战前均极紊乱，尤以县地方税捐为甚，致人民深受其苦。二十二年旭公乃根据十八年四月内财两部关于整理地方财政办法通令凡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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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地方政府，兴办庶事，不假北京库银仓米，开源节用，自为财政，赵尔巽树其根柢，王永江收其果实。萧规曹随，不因国家制度，与人事之转变，而有所中辍，淸末试办新政，民初讲武兴学，开发产业，均赖此以为挹注。飮水思源，是不可以无述也。甲、清丈以裕国课，屯垦以尽地力一、淸丈局：丈放王公庄地，此等庄园地，向为淸室王公所私有，置庄头管理。其庄园名目不一，如大粮庄，牛羊庄，鸡鸭庄，胭粉地，养女庄等。于国家为黑地，不纳钱粮，各有佃客，谓之庄户。其瓯脱隙地，堿片沙荒，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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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淸一代辽宁省的财政古有十二州，舜分靑州东北为营州，东北属于营州，这一地区见于史书记载甚早，而开发较迟，关于财税制度的建立更迟，在前淸一代东北虽有度支司之设置，对于财政乃未能度支，至前淸中叶，在东北尙无财税制度可言，直至前淸末叶，封禁政策弛缓，汉人移住者众，始征盐税及杂税，初隷度支司，地方支出虽简，对于财政收入，尙不能自给自足，关于一切政费，每年仍须由国库补助七十万至一百万两。至光緖三十一年日俄战后，则筑路、开鑛、垦荒，处处需要人力，而直鲁人民乃拥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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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掌漕，掌銀，掌冊掌串四員，每員月薪二十四元，人各專其職，毋相侵越，下置司漕，司銀，司冊，司串生各若干人，佐所掌者治事，月給薪，多者十六元，少至八元，一視其事之繁簡爲多寡焉。初忙征銀，漕之折色亦征銀，然銀匪民間所有，其流行於民間者，纔銀元，銅幣二者而已。於是民間納賦，厥維銀元與銅幣是賴，漕總輒強抑銀，銅兩幣之値，而故高銀價，恣營奸利，縣官陰貪其朋分肥已，民有不服者，輒指爲抗賦，益重懲諸，是漕銀之惡滋甚。至是鳴圻謂：「漕總作奸，縣官實縱諸，吾可坐視而不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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