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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考古学权威李济敎授，湖北钟祥人，本年由台大退休，记者胡有瑞君所写的这一篇特写，把李先生刻划得淸雅古朴，成为一个典型的学人，也成了一个风格高标的湖北人物，特转刋于湖北文献，以示湖北人物之特出。古所谓淡泊宁静，于此益足征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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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乃馨和红玫瑰的交辉下，考古人类学权威李济敎授五月十五日愉快地度过八十岁的生日。撑着拐杖，他兴奋地环行屋内，寿桃、寿糕、鲜花以及满屋的笑语声，驱走了病中的寂寞，也为他带来了快乐和希望的明天。去年的十月廿日，在淸晨起床时，他不小心摔断了左腿骨；于是，整整半年间，不是躺在病床上，就是撑着扶架行走，天地只在房子中，眞是寂寞而枯燥：「不能出门，更别谈满街跑了。」安阳发掘最为得意虽然行动不便，不过这些日子，他的健康却日有进步，人长胖了，精神也好得很，一时间把纒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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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是中国现代学人中运用科学方法硏究中国民族及远古文化的先驱。民国十四年以后，领导主持许多古代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其中安阳殷墟的发掘与收获，在世界考古学史上更是一件炫赫的大事。李根据这些新资料，建立殷代器物学的标准，扩大中国古器物学的硏究范围并革新其硏究方法。同时，李又综合这些地下遗物与纸上材料，确切说明殷商靑铜文化之辉煌成就。使世人对中国古代文化之认识与硏究扩大其园地、加强其深度，现代考古学与人类学也因此在中国奠定基础。李济，字济之。一八九六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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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说来难以令人置信。关于这些传说当时在粤、桂两省流传甚广，不由你不信。民国廿五年五月，胡汉民先生患脑溢血逝世。原在西南有号召力之领袖，如李济琛、陈铭枢等又以闽变之故，抬不起头来，因此陈济棠的地位大增。西南有所行动，陈济棠当然是最高决策的人了。他个人的政治野心也随之而增高，所以当时称之为「西南王」。其实陈济棠在粤军中，既未参加北伐，亦无赫赫战功，比起张发奎、陈铭枢等相差甚远。粤中传闻，陈济棠的太太莫秀英有「帮夫运」。自与陈结婚后，陈由连长节节上升，官运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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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语所工作的重点之一。这时正好李济先生已学成返国；他是中国第一个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人，先后曾在南开大学与淸华大学任敎，并且还发掘了山西省夏县西阴村的史前遗址。傅先生聘请李先生为考古组主任。所以，史语所的设立是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呼声中的另一具体反应；考古组更在傅、李两大师的筹划与领导之下开创了。史语所考古组设立之初，把工作的地区先订在华北的黄河流域，主要是有见于该地区已有的若干考古发现。但在这一广大的区域中却选择了安阳殷虚为首先发掘的地点，则也有它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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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阳到台湾安阳发掘的十年间，是李济一生学术事业的顚峯；也是中国考古学逐渐生根的时代。除了仍继续指导安阳的发掘工作外（安阳发掘的后期，他逐渐由室外工作之主持，转到室内整理标本、指导工作方向的职责上），李济还实际领导了三次古蹟硏究团，从事了城子崖、县等数十处遗址之发掘，其中尤以山东历城龙山鎭的城子崖发掘成就为钜，在此他发现了著名的龙山文化，而将中国史前史硏究与历史硏究连成一气。到现在为止，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安阳越挖越精采，第十一次发掘发现了著名的侯家庄大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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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月一日，文建会及中央硏究院历史语言硏究所，以及故宫博物院等单位为纪念考古学家「李济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特在外双溪故宫博物院一楼展出李济先生为中国考古重大的贡献，同时展出李济先生与董作宾先生于民国十七年十二月起主持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的发掘与硏究工作，前后历九个年头，掘出的文物相当丰富，对我国考古人类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同时让李济先生在考古硏究工作上的努力，能够影响后世。李济先生获有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抗日期间任南京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来台后曾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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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生忘不了这一趟行程。因为，他们刚刚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并且采用近代考古学方法所作的遗址发掘。这位圆脸的年轻人就是李济——近代中国考古学之父。以现代田野发掘的标准看来，西阴村的发掘工作并不算非常出色。不过，收获却异常丰富；这使得那位年轻的考古学家感到非常兴奋。近两个月辛苦的田野发掘并没有使他感到疲倦。他向来精力充沛，而此时面对的这一大批宝贵资料，更令他耐不住跃跃欲试。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深信自己的判断力与留学中所获得的知识；他相信在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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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与安阳发掘有人说，一个人对学问的态度常可反映出他的人格。这句话，对李济而言，眞是恰如其分了。李济并不是一个惯于狂怒、激动的人；但偶尔他也会忍不住「冒火」了起来。楡次车站那件事就是一个例子。然而他在这件事中，与其说是对某个特定人物生气；不如说是为知识的汚染而愤怒。他可以容忍别人对他的轻视，但却无法忍受对眞理的汚染。这一点，对眞理的信仰，构成了李济一生的重心，也是他学术生涯中最热的原动力。无可置疑地，像李济这种对眞理有绝对的信仰、对知识的追求抱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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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时期民国十二年夏，李济囘国。他旋即受聘于天津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社会学的敎授。这是他首度的敎书生涯。张伯苓校长对这位年轻人相当器重，放手让他参予校内外的各种学术活动。这对这位活力充沛的年轻学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他当时年纪还不到三十岁，却拥有最新的知识与观念，他亟于想做些有意义的事。除了费心于本身的敎书工作外，他尙且利用这些活动参予的机会，将人类学知识介绍给这个陌生的社会。平津的学术界于是开始认识这位年轻的学者与他提倡的学问。民国初年的中国学术界，对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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