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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年有人编写「中华民国大事记」，从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开始写起。而追叙武昌首义非常简略，完全不提及「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元洪」，未免抹煞史实。这种写法，易于使人误解中华民国开国非托始于武昌首义，而托始于元年之南京临时政府似宜依据史实，略加辨正。最近国史馆编印的「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以民国纪元断代分为前篇与正篇，将武昌首义列入前篇之尾，而不列入正篇之首，似乎不免割断了武昌首义与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前后紧接发展的密切关系。有了武昌首义的军政府，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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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的肇造，为 国父孙中山先生领道革命运动，经过十次挫败，终在武昌揭起义旗，（其时为旧历八月十九日，恰是阳历十月十日），推翻了四千年专制的政体，奠定民主中华，产生了辉煌的双十国庆日，迄今已有六十八年了。其间国事时局无论如何演变，以及现在的局势，我们只记着「多难兴邦」的古训，才不会辜负了这个伟大的纪念日。辛亥革命宗旨和精神祗是以挞虏兴华与雪耻复国，所以当时革命先烈继续黄花岗战役之后，因牺牲壮烈，从容就义的果敢，一股浩然正气，抱敌忾同仇之心。武昌起义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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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就是淸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这一日革命军起义于武昌，也是中华民国诞生的日子。从那天起到今年的十月十日，中华民国已满六十四周岁了。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所谓耳顺，就是耳边一听到甚么，心里自然贯通的意思。所谓从心所欲，就是能想到那里做到那里。个人生命的发展，有天命、有耳顺、有从心所欲。若把国家看作有生命的组织体时，国家亦有天命、耳顺和从心所欲。我们的国家正由耳顺迈入从心所欲之年，但是当前国家的处境非常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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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自从辛亥武昌首义起，就和武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如在武汉沦陷前夕《新华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指出的：「武汉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是大革命北伐时期的最高峰，全中华民族对日抗战的中心。」中华民国和武汉的紧密结合，构成了中华民国史上堪称辉煌的纪录。一、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到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的辛亥首义时期，即第一个武汉时期；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到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即第二个武汉时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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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革命一举成功。翌年元旦，中华民国政府肇基于南京， 中山先生应众所请出任临时大总统，这一亚洲首先创立民国的政府乃积极地寻求与国的协助及外交上的承认。不幸的是，民国建立的第一年，没有一个国家予以外交承认，一直要等到一九一三年五月二日，美国始率先单独承认北京的袁世凯政府，中华民国才能得到国际的承认。这一迟来的承认代表了西方国家在其理想主义与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也象征了未来中华民国在进入国际社会必是路途崎岖，艰苦万状。美国独立迄今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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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编辑室今年适逢民国一百年，又逢十月十日的中华民国国庆；十乘以十是一百，中国人向以「十」为圆满之数，有云：「十全十美」、「十十无尽」。值此数个「十」的集合日，深感百年难得一见的巧合。本刊特别企划「欢庆双十」专题，谨向当年抛头颅、洒热血、缔造中华民国诞生的革命先烈致敬！十全十美、十十无尽满清末年，列强入侵、民生凋敝，国家面临危急存亡之秋，幸赖一群志士仁人以救国救民为目标，矢志推翻满清、重新建立新国家。自国父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开始，历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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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探讨的「武昌文华中学」，前身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于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十月二日创办的男童寄宿制学校文华书院；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分为两馆：正馆（大学部，即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备馆（中学部）；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呈请美国政府立案，正馆命名为「文华大学校」，备馆称为「文华大学校中学部」，文华书院之名停止使用。民国十三年，大学部与另两所大学合并，改名为「华中大学」，中学部改名为「文华高级中学」；民国十六年春由于时局动荡，文华高级中学宣布解散；当年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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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苦功高，先是赴武昌一部份代表，已举黎为中华民国政府大都督，事实上为大元帅，今反选彼为副元帅，在黄兴之下，太不合理矣。程德全代表章驾时，为感情冲动，力然其说，欲将选举案推翻，以黎为大元帅，黄兴副之。众曰如是太儿戏，彼此争执不决。又有人提议调停办法，黎为大元帅，事实上不能来前线指挥，仍请黄兴代理大元帅，是说亦未经众表决，相率散会。次日各报纷纷传载黄兴为大元帅矣。沪军都督陈英士，即为黄兴布置行辕，调遣军队，而克强本人以争议未决，迄不愿就职。未几，赴鄂一部代表先后返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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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辛亥武昌首義同志會成立四十周年曁先君次生百年誕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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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用，西元一八八六年元月，出生于枣阳县城大北街（现枣阳市北城办事处院内），书香门弟。祖父王兴科为同治癸酉年“殿贡生”。父亲王永年及四位叔父永炽、永祚、永弼、永寿皆为“府试廪生”。由于王氏家族世代注重读书，民国四年，教育总长汤化龙亲笔书写“孟儒再世”金匾，赠与王贡生夫人谢氏。国军陆军中将、陆军部次长蒋作斌亲书“画获征音”金匾一块，赠与王利用母亲王杨氏。王利用自幼因受家境熏陶勤奋好学。西元一九〇五年东渡日本留学期间，有幸与民国 国父孙中山先生结识，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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