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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治国的大道，有「人治」与「法治」之说，并谓：「徒人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二者如车的两轮，鸟有两翼，缺一不可。尤其在民主政治的时代，更须「贤能在位」、「法纪严明」，才能达到最好的境地；否则，滥竽充数，法纪荡然，国家与人民俱受其害。故治国者，均重用贤能，内不避亲，外不避仇，从未闻有限于本土化的地域观念。就按我们中国历代来说，在大一统的朝代中，无不首先延揽贤能之士以定国安民。就以春秋战国五霸七雄分治时期来说，也都是用人不分畛域，互争人材，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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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科技的高度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核战阴影，物质生活富裕化，导致生活资源的浪费和享受主义精神生活的空虚，高度工业化，导致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及能源的大量耗竭；商业的激烈竞争，使社会产生了人际关系的冷寞紧张；唯利是图的非人性倾向，导致伦理破坏，道德坠落及人欲泛滥；自由民主社会，也有极端的个人主义及自我价值观的猛升；法治社会又存在忽略人治的倾向和形式主义的弊端等难以尽述。虽然这些弊端，有些是转型阵痛难免的，也有些是局部的，但倘不加以控制，任其氾滥，势必危及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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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家训有言：「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珍惜物力，是治家之道，也是治国之道。「国家」者，国犹家也；在基本上，其治理之道，一也。台湾孤悬海上，地狭人稠，天然资源有限，我们以此为民族复兴基地，任重而道远。积三十余年惨淡经营，能有今日「小康」之局者，端赖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与运用。而所谓人力资源，实乃「劳务」，勤劳大众体力、智力的劳动成果之谓也。如今财政略见宽裕，外汇略有存底，乃勤劳大众所流的汗、血、泪之结晶；亦即古人所谓「民脂民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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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最初，如果根的消失，便无凭借可言。万物皆有根，人的根则是祖宗，辞源上说：「祖者始也，言以道德之初始也。宗者尊也，言以道德之可尊也」。所以中国人初次谋面，为促进和谐，拉近距离，表示亲切，先问对方尊姓，接着问府上那里？可见中国人的姓氏，便是根的代名词，血缘的凭证，只要有姓氏，便不能否定自己的来历。俗言「心中无神，目中无人」。神者，人死后之灵魂也（辞源释）。楚辟屈原九歌国殇「身既死兮，神以灵」。本来凡是中国所在之处，不管厅堂或庙宇，所敬之神明，无一不是生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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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三字经》中有「赵中令，读鲁论，被既仕，学且勤。」此事系叙述宋朝时的赵普，他已做了宋太祖的「中书令」（宰相），太祖问他所读何书？赵普对曰：「读鲁论。」太祖曰：「这书幼年所习，如今看它何用？」普对曰：「若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尽在这鲁论中矣！」查《论语》一书，乃孔子传道之书，和他的弟子论学问、论治道、论礼乐等等，分为二十篇，是孔子中心思想之所在，对「信」字非常讲求，在这二十篇中，竟有十篇讲到「信」字，可见其重视之程度了。至于讲「信」的篇章及其文句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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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化发源于中纬地带气候温和而有河川灌漑者，商业文化发源于滨海地区及岛屿变化较繁复者。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因受环境限制，必须向外谋求发展，故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文化可以自给自足，长居一处，安土重迁，所以是安静的，保守的。游牧和商业所凭以为生之地，不仅因感于取给之不足，且深受限制，于是有强烈克服欲，不得不另找出路，随其流动所至，战胜与克服向外伸张，亦可名之曰空间开拓，不止前进，方可谋得民族生存之道。农耕文化其民族与其耕地相连系，生于斯，长于斯，祖宗之坟陵安葬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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