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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附言：以上文字为二〇〇七年应邀赴广州参加「岭南文化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作，仅为问题讨论框架。因种种原因，始终未曾将问题作进一步展开。现借《广东文献》版面，请方家批评指正。）曾令存，1964年十一月出生，广东梅县人。文学硕士。嘉应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院、客家学院院长。曾赴北京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主要学术研究方向：①中国现代文学史②中国当代散文③客家文化与文学。著作甚丰，计有《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评述》、《贾平凹散文研究》、《客家·文学·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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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漢武帝劉徹在西元前一百一十一年，劃入嶺南沃土爲版圖之後，將嶺南地分設九個郡：南海—轄番禺（郡治）、中宿（清遠）、四會、博羅、龍川、揭陽（縣境延伸至今福建西南沿海）蒼梧—轄廣信（郡治，今封川及廣西梧州）之東、端溪（慶德）、高要。合浦—轄徐聞（郡治）、高涼（今粵西南部）、臨允（今新興及西南部）。珠崖—轄曋都（郡治，今瓊山）等今五縣。儋耳—轄儋耳（郡治，今儋縣）等今三縣。（漢元帝時，罷以上珠崖、儋耳兩郡，屬交趾）郁林—今廣西。交趾—今越南境。九眞—今越南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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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从港澳说起主席：在座各位同学：各位都是港澳侨生，要我讲岭南文化。好吧！先谈港澳。澳门是十六世纪，西洋文化来的据点；香港是十九世纪，中国受英国帝国主义侵略的伤痕，香港在东，澳门在西，如果划一个等边三角形，又有广州在牠们的顶点。而广州又为佛学自锡兰东来的先河，如第六世纪的眞谛，开中国佛学的法根宗，如达摩又开中国自己的佛学禅宗。澳门、香港、广州，都为外来文化的根据地。我们自己的文化呢？广州的南方有个西樵山为儒家讲学的地方；由香港上去东江又有个罗浮山，为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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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历史，源远流长，向以汉族为中心，故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代表，而中华文化亦以汉族为根源。在历史上，中国虽会两度为外族入主，但不独未能改变中华文化，终且为中华文化所同化，具见其基础稳固，植根深厚。现代学者会以中华文化孕育岭南文化，提出精辟论著。笔者虽学识肤浅，但亦以仅就所知，执笔为文，略抒己见，以冀抛砖引玉，就敎方家。攷岭南文化之成，可从地理环境，与历史递嬗言之。就地理上言，广东省位我国大陆疆土之南极边陲。东南濒海，海岸线极长，气候潮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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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义疏眞伪考」，「读随书经籍志」，「北宋始置谏院论」等均为有独到见解之作。东塾门下，济济多材，若潘衍桐（字峄琴）有南海潘氏三种行世，其中「朱子论语集注训诂考」，允为「汉宋并釆」之代表作。林月亭，侯君模，陈兰甫及何若瑶（字石卿）世称番禺四君子，前三者属学海堂一系的人物，而石卿则自修之士，有「春秋公羊注疏质疑」，「前后汉书注考证」，均以精博闻于时。晚年颇倾倒于阳明之学，似不能视为纯粹之朴学家。× × ×谈岭南文化者，时有避开省外之「人」或「物」而不言，迹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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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种姓支属繁多之意，「越」，是中原因越人首先发明用「戉」或「钺」，作为工具和武器而泛称（「说文解字」：「戉，大斧也。」）。客籍罗香林教授谓南越「以其地为扬（阳）越南部」，分布在骆越、西瓯以外地区；骆越在今雷州半岛一带及钦廉南部地区，西瓯在今粤西及广西东北地区。番禺屈大均曾指，「曰南越者，吴王夫差灭越，筑南越宫，故（赵）佗因其旧名，称番禺为南越也」。赵佗，在秦汉交替建立南越王国，则又是岭南文化另一个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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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观念而加以礼遇的大顚和尙，设立鄕校，便可聘得名学人赵德（进士，学者尊之为天水先生。）为敎师，那有像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文所说的：潮人不知学的拙陋呢？举此一例，便可证明岭南文化在唐代是怎样的灿烂的一斑了。再从仕宦方面看：岭南人在韩愈柳宗元等南贬约近一世纪以前，距苏轼成进士约近一千年时，即有张九龄（广东始兴靑化鄕人，他的文学史称为一代之冠。为相对的言行，动关唐室兴亡。）姜公辅（安南爱州日南人，史称其才高有器识。）开陆贽、欧阳修、王介甫等江南人为相的先路。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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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东通志」里说：「自汉末建立至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乱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薰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大约在两宋期间，岭南除黎、瑶、畬、僮等少数民族外，大部分土著居民已基本汉化，以汉族为主体的广府、客家、福佬三大民系基本定型，南越原始文化构架，终于解体而纳入汉民族文化的模式中。自后的一千多年，历史和传统的力量，使岭南文化在汉民族文化的模式中稳定的发展和巩固，自然也成为岭南文化的主导。尽管如此，古南越族的民俗文化，并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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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楚碧学长，是我广东高师老同学中最能好学深思的一位。近年于授课余暇，写成「中国文化与岭南文化」一书，要我替他写一篇序文。我深深惭愧学殖荒落，原不敢作此佛头著粪之儍事：但为着老同学的情感，也无法推卸，祇得略抒浅见，写出几句聊以塞责的话。在这最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岭南人精神，确实是曾经惹起国内以至国外的人们所注目的。大抵因为三元里的抗英，太平天国的反淸，洋务的提倡，戊戌的变政，以至辛亥的革命，都是由广东人担当着重要的角色，于是一般人谈话间，便常有所谓「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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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台湾中华书局，第83章革新及革命。[7] 章太炎撰《章氏丛书》，浙江图书馆校刊。民47年台湾世界书局印行。本文曾于二〇一〇年九月在《河洛文化与岭南文化》四一二至四一六页发表，只是摘要为英文，无中文对照。另关键词和前言未刊载，注释亦全部删去，还略有错字，今再补刊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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