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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黄先生曾受过完全的军事敎育，而有传奇式的殊遇。光緖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二月正式入云南陆军小学堂，至宣统元年（一九〇九）三月毕业，名列优等。同年四月，由昆明出发至湖北武昌，入陆军第三中学，宣统三年（一九一一）毕业，又随陆军第三中学学生三百二十人整队出发，入保定军校第一期。武昌起义消息传至，先生与杨发春、董钜、尙忠、刘应福等，于九月八日至天津加入同盟会，乘船南下，九月二十六日到汉阳，适値反攻汉口，先生奉派为督战参谋，参与反攻序列。汉阳失守，乃顺流而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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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事，已可见其大槪。当年护国军三杰公忠体国，雍容揖让之风，不仅堪称当代豪杰、军人楷模，如今囘想，他们所表现的胸襟磊落，心地光明，即令古今中外，亦罕见其俦！我时常说，惟、察李不能见唐之伟大，非唐不能成蔡、李之丰功。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护国军兴，民国再造，后竟有人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敎科书上只看见蔡锷在云南起义，逾半世纪之久，既无李烈钧之名，连领导起义之唐继尧，亦毫无踪影，令人万分不平，曾有人问李烈钧先生：「当年云南首义，究竟是唐主动？蔡主动？还是先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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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国祚得以维系不坠，迄今虽**窃据大陆，而能奠立我民主宪政之复国基础于台湾复兴基地者，护国讨袁之役，在中国政治历史上，实具有其重大之意义。云南护国起义，为当时云南都督唐继尧，前任都督蔡鄂，曾任云南陆军小学总办李烈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与当时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及贵州统兵之戴戡、王文华等为主要领导人。综合各种史料及滇人共喩之事实，当十二月二十三日，以云南都督唐继尧及巡按使任可澄，联衔致电袁逆，责以食言背信，应将杨度等十二人明正典刑，表明拥护共和，永除帝制之实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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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历史敎科书上，依然积习未改，采纳蔡梁两氏的前后矛盾之说，不符事实之作。这才憬然悟及，长此以讹传讹，事实愈久愈晦、歪曲淆乱，势所必然。纂窃云南铁血换来之名誉事小，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欺国欺民诬辱历史之罪实大，所以云南人也好，其他各省人也好，再也不能自甘缄默了，乃于民国五十四年十二月廿五云南起义五十周年纪念日，遍邀在台之参加云南首义护国各省人士，执笔为文，详述护国一役眞实经过、辑印「云南起义拥护共和五十周年纪念特刋」，印赠各界，备作参考，而资修正。起先以为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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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首义，护国各军，在川湘各地英勇奋战，取得相当胜利后，纷电袁贼，立即取消帝制，袁贼无法，于民国五年三月廿二日，下令废止洪宪年号，仍然迷恋总统大位，国内政局混沌如故。 国父孙先生认为非亲自囘国主持，不易促其早日灭亡，遂于四月廿七日由日本乘近江丸囘到上海，寓于法租界莫利爱路二九号私邸。第二天一早我便前往请谒，这是我第一次晤见孙先生。早先，在我的心目中，一直以为国父是一位刚毅威猛，智勇双全的英雄豪杰，讵料相见之下，竟是光风霁月，诲人不倦的圣哲典型人物，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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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躬历谈」、「从军日记」、「护国之役囘顾谈」三篇文章中（俱收入左舜生辑：「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有明白生动的敍述，也许有人认为其宣传意味过重，但事实经过应是可信的。（三）其次，要说到李烈钧将军，他字协和，江西武宁人，日本士官学校六期砲科毕业，曾加入同盟会及丈夫团。光緖三十四年学成归国，任江西新军五十四标一营管带。宣统元年，任云南讲武堂敎官及兵备处提调。宣统三年，奉派往直隶永平参观秋操演习，适武昌起义，九江、南昌先后独立，乃囘赣，任九江都督府参谋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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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黄先生曾受过完全的军事敎育，而有传奇式的殊遇。光緖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二月正式入云南陆军小学堂，至宣统元年（一九〇九）三月毕业，名列优等。同年四月由昆明出发至湖北武昌，入陆军第三中学，宣统三年（一九一一）毕业，又随陆军第三中学学生三百二十人整队出发，入保定军校第一期，武昌起义消息传至，先生与杨发春、董钜、尙忠、刘应福等，于九月八日至天津加入同盟会，乘船南下，九月二十六日到汉阳，适値反攻汉口，先生奉派为督战参谋，参与反攻序列。汉阳失守，乃顺流而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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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为云南起义第二十八周年纪念日。有史以来，云南未尝兴兵为天下先，有之当自玆役始。当袁氏之盗国也：虑深而谋狡，始则藉革命以胁淸室；继而制造北京暴动事件，停兵不南，以攫取总统。至民国四年八月复嗾其爪牙，成立所谓筹安会者讨论国体问题，诋谰共和，图谋称帝，其所用之参政院，密电各省，指授伪造民意方法。凡两越月，国民代表大会之票数集齐，全体主张君主，戴袁氏伪皇帝。参政院谬称受托为总代表，奏请袁氏登极，袁初尙伪谦，迨参政院呈递第二次推戴书后，袁公然接受帝位，改元洪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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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下，讨袁首义才得以爆发于云南，是以吾人当赋予唐继尧一定的历史地位。[1] 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页一奋〇。[2] 天民（即吕志伊）：「云南举义实录」，见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七月第一版），页一〇四。[3] 同前注，页一〇二—一〇四。又见何慧青：「云南起义与国民党之关系」，《南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云南起义纪念专号（南京，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日），页二〇—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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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前，我在「政治评论」上分别发过两篇中国现代史中有关云南的几个问题。其中包括了「谁是云南护国起义的主动」；所谓『英雄豪杰』在历史中的作用；「地方民族性」等问题。近四年来，笔者执敎于大专，与学生们经常要讨论到中国现代史的问题，因此不得不作严肃的思考和发掘新的资料。所以在本文中想作更进一步的硏究。新的史学观点下——云南起义主动者不是蔡锷，也不是唐继尧，应归功于当时思想进步而优秀的全体军政人员及云南人民讨论此一问题时，首先牵渉到的是一个历史的「观点」，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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