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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臺北，已相當炎熱。冒著溽暑，一家一家書店，一處一處出版社地奔跑，爲你搜集資料。這不是「以德報怨」，而是以虔誠還報你「架橋」的盛情。此外，我用書信、電話四方聯絡，替你搜尋你要的東西，多多益善。恐怕在這封信到你過目以前，你已收到一些書籍。請不要驚訝，那是我努力的迴響。就在七七抗戰四十五週年紀念前夕，輾轉收到了你的長函與照片。十分抱歉，得到的第一個反響是手足無措。雖然你在信上說中日兩國同文同種，除了地址、名諱，以及少數的詞彙，却完全不解。我反覆揣摩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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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日本在國防軍事方面，有些較為特殊的作為，引起外界側目與不同的聯想。一件是媒體醒目報導日本政府公布的「防衛大綱」草案，不僅首次明指日本防衛安全的威脅來源如台海爆發戰爭，南沙群島的領土主權爭議，甚至認為日益強盛崛起的中國軍力，亦是日本潛在的威脅。更重要的是，在日本認知與警覺安全威脅的同時，「防衛大綱」為日本政府提出了積極防禦的構思藍圖，不僅要擴大自衛武力的角色與功能，更主張日本應該參與出兵協助遭入侵的盟國，使日本海外用兵合理化。無獨有偶的，當日本正沉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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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容是人類至美的德性。度量寬綽，大而有容，以同情忠恕的高尙情操，追求人生至善的心靈境界。書經：「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在道的面前，人人是平等的，他賦予每個人自然的本性，也就是自然之德。寬容以德，是我們生活修養的道德標準，消極的能夠據以不役於物，消弭一切自私的心理；積極的則能據以冥齊物我，怡然與大道同體，追求生命的充份完成。這並不是只求個人生命的完成實現，而是連同一切人群與一切萬有的生命，都一齊在雍容恢宏寬容的氛圍中圓滿達成。孔子曾說：「天無私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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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總統蔣公生平大事紀》：「民國十六（一九二七）年九月廿八日，公自滬東渡日本；十月，公在日本硏究日本對華政策。十一月，公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會談，吿以中日兩國相處之道。十一月十日，公自日本返國。」（辭源後附錄）。《蔣總統革命報國大事紀要》：（民國）十六（丁卯、公元一九二七年），公四十一歲。所記蔣公赴日訪問事與（生平大事記）全同。詳見總統蔣公哀思實錄《領袖精神、萬古常新》。（中央日報刊行）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八九頁：「一九二七年辭職（辭國民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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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五年一月，我在南京创办中心评论的同时，开始作中日关系的硏究。二十六年三月，「一九三六年之中日关系」一书完成，五月，由正中书局出版。我写这本书的主旨，在自序里曾有如下的说明：「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还，中日关系之恶化，可谓达于极点。今后究将如何演变，不独为我国家民族之生死存亡所切关，实亦日本国运荣枯之所系。而于世界大局，亦有重大影响。此理至显，勿俟赘言。「数年以来，我全国同胞，感国难日亟，均一致奋起，作救亡图存之奋斗。对于中日关系之硏究，亦盛极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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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蘆溝橋事件不僅是中國存亡問題，亦且為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繫。二、中國外交政策，原在求和平共存，但到最後關頭，祇有全力抗戰。三、蘆溝橋事件，實為對方一貫之陰謀，能否結束，卽是最後關頭境界。四、萬一逼到最後關頭，我們是應戰而非求戰；戰端一開，必須拚全民族生命，以求最後勝利。五、説明政府對於解決蘆溝橋事件之基本立場。六、當此安危絶續之交，惟賴擧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以達成吾人守土抗戰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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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 新聞從業 龔濟八月六日是廣島被原子彈轟炸六十年，日本人以哀傷的心情紀念「原爆」，祈求和平。原爆提前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九月三日向盟國呈遞降書。中國人無論以這兩天的哪一天當作抗戰勝利紀念日，六十周年也快到了。六十年來家國，如今放眼世局，默思兩岸，重溫中華民族這頁沉重的歷史，中國人恐怕比日本人更愴痛難抑。作為戰勝國而又躋身「四強」的中國，由於分裂、蹉跎，迄今尚難謂為強國；倒是戰敗的日本，迅速復興，不僅經濟上早為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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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源远流长中日两国是同文同种族，地理上一衣带水，历史上拥有两千年的关系。日本的文物、律令，制度及宗教文化，大多来自中国。西历四世纪末，汉高祖的子孙王仁，由百济到应神天皇时代的日本，曾移去「论语」十卷，及千字文等书，这是中国文字传至日本之始。西历五七四年—六二二年，日本的圣德太子曾派遣小野妹子前来中国，办理邦交事宜，曾引进佛教到日本，日本的平假名和片假名，均系来自中国的草书体和经文的省写。而日本人今所著的和服，就是当时中国的唐服。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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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海上絲路 唯唐爲盛辛巳歲尾，四明大地掀起一股「海上絲路」的探索，硏討熱。學者們初步認定：「海上絲路」多支，東渡日本的一條當以明州港爲最理想的起點站，明州港地理位置比泉州、廣州偏北，是長江口以南優良港口；奉夏之交，季風徐來，暖流北上，又得天時之便，啓航入海，順風順水，直駛對馬海峽而登九州，最利東渡。一九八八年在寧波慈湖出土的木屐，略小於日本吉野里遺址出土的彌生時代「水田木屐」。日本學者認爲慈湖出土的很可能是「水田木屐」的前身。寧波市文物考古所硏究員林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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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中国为得计：国父孙中山先生在护法时期，对日本由失望而责难。民国十二年十一月 国父孙中山先生日籍友人犬养毅参加日本内阁，他因而于这年十一月十六日写了一封长信，托山田纯三郎带交犬养，劝日本改变传统侵略政策，以争取亚洲人心，藉免亚洲人心之「全向赤俄而去」。惜未见听，诚为中日关系上之一大不幸。民国十三年秋，中山先生派李烈钧去日本，向各方联络，以组织亚洲大同盟为目的，实亦国父孙中山先生「大亚洲主义」的实践[2]。所以中山先生决意北上，李烈钧拟返沪相晤，中山先生曾致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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